脸是人类最不同也是最易变的特征。尽管脸在总体上具有一定的相似形，但大小、形状、肤色以及肌理特征的差异，却塑造出无穷无尽的面孔。相貌的不同造就了不同的脸谱，而不同的脸谱又决定了一张脸所具有的独特个性。无论是眼球的颜色还是肤色，某一具体的面部特征也许并不重要，然而由他们内在关联性所构成的脸谱，却使我们能轻而易举地发现脸与脸的不同，并确认出它们的承载者独一无二的身份特征。

　　我们对一个人的基本判断，通常是基于对他面部容貌的总体感觉。相面术更加认为，从一个人的面目特征可以判断出他的人格和性情。在古希腊，面相学曾被认为是一门非常严肃的科学，它把人类的性情和气质分为四种基本的体液类型——忧郁质、多血质、胆汁质和黏液质，这四类不同的体液构成了四种基本的性格特征。人们对于相面学的热情一直持续到19世纪，当时的著名学者拉瓦特曾发表过关于面相学研究的专著。他运用系统分析法，探究了人的面部特征所隐含的潜层信息。对人们来说，相面术似乎保持着永恒的魅力，因为想要了解周围人的欲望总是本能地驱动着我们。

　　面目特征尽管如此重要，但容貌上的特征性并非是脸——这一独特的部位让人类如此着迷的唯一因素。我们对脸更持久和强烈的兴趣，源于面部表情的灵活多变和它表达情感的能力。19世纪中叶，英国自然学家达尔文以无可辩驳的论据，证明了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得以彪炳史册。他的《物种起源（1859）》尽管迄今饱受争议，特别是其中关于人类起源的论述；但这部影响深远的巨著仍然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科学文献。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达尔文出版于1872年的另一本著作《人与动物的情感表达》，却在当时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在这部论述中，达尔文考察了人和动物是如何表达情感、以及同类之间又是如何进行彼此沟通。他认为面部表情在本质上有普遍性和通用性；无论年龄和种族，我们都使用相同的动作表达相同的情绪和精神状态。然而发展到20世纪，达尔文的这些生物学论断却受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和人类学理论的嘲弄。他们认为，人的行为方式完全由个人的文化背景和既往经验塑造和支配；情感源于经验，也是经验的产物；人们对于表情的解读会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通用的表达方式是不存在的。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最新的研究成果似乎重新回到了对达尔文理论的支持，而社会和人类学的相关解说却在逐渐失去市场。事实上，我们的表情活动只能局限在相当有限的范围内进行运动，许多表情的呈现仅仅依赖于面部肌肉的相对位移和极其微妙的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们对这些微小变化的敏锐察觉、以及对它们进行准确解读的天赋，本身作为一种内在的生存机制，难道不是人类自身被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一个人个性特征的判断，无疑是受制于观察者所能获得的信息的。

　　童雁汝南的艺术创作，可以说集中体现了上述这些方面。在由一系列小幅作品组成的大型组画《满觉陇的同志们》中，他记录了一个小村庄里的农民们各色各样的面孔。他的每一幅画作都没有着意于对细节的精密刻画，但他笔下的每一张面孔都是对生活的真实再现。童雁汝南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中国古典绘画的技术典范。因为你可以发现，谢赫“六法论”——这部中国古代绘画理论名著中所提及的每一种技巧，在他的作品中都得到了运用和体现。童雁汝南的绘画有一种精神上的生命力和节奏感。他训练有素的笔力、对人物内心的细致捕捉、对色彩的真实还原，以及在构图上的饱满与和谐，充分展露出他从传统绘画中领悟的真谛。与此同时，艺术家的个人特征也被自然地融入到作品中；随着画笔的构砌，作品被打上了他自己的风格烙印。童雁汝南对真实与本质的理解和阐释，完全没有停留在对外貌和浅层表现上，而是为每一幅作品赋予了独特的内涵。

　　童雁汝南通过深入地研究每一张面孔的整体结构、以及各个面部特征之间的内在关联，达到了一种内在逼真的境界。他的作品不仅能清晰地再现一个个体，而且更加深刻地反映出了对象异于他人的独特本质。当然，某些细节也在他的作品中被着意地略去，特别是对于眼睛的处理。而眼睛又恰恰是帮助我们辨别事物、认知他人的工具。通过欣赏这些作品，并对创作思路进行一番梳理，我们似乎也更加清楚地认识了我们自己。童雁汝南通过绘画，探究了我们这种通过对脸的观察来对他人进行判断的基本能力，也揭示出自身与面孔之间本质上的内在联系。

　　(翻译：张若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