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界，人们总是把出自河南的两位画家并列，他们的绘画风格和题材很相近，他们也是一对好朋友，他们就是段建伟和段正渠。

　　记得一次学校放暑假前夕，我到上海书城买书，准备用暑假的时间多读点书，也多画点画。当我在书架上翻到段建伟的一本薄薄的画册时，马上有一种直觉上的喜欢，就买下了它。而段正渠似乎在美术界越来越红，我总是能在各类美术杂志上看到他的作品。

　　我更喜欢段建伟，他的绘画很直观，即使是在印刷品上，你也能一下子感受到画面传来的寒冷、安静和一种略带梦幻气质的乡土风格。比如有一幅我很喜欢的画是这样的：在冰天雪地的背景中，一个穿着厚厚毛皮衣服，带着耳捂的猎人一手执猎枪，一手高高地举着猎物——一只死野兔，仿佛在向迎面走过来的乡亲炫耀，但是猎人的表情却是僵着的，可以说面无表情，是被寒冷的空气隐藏了喜悦吗?在这幅造型粗犷的画里，猎人的形象顶天立地，笔触虽然厚重，但是都被压抑在造型里，冷灰色的背景很亮，天空占据了大部分，远处覆盖了雪的山丘只是用了一点简单的冷色笔触来表现，但是前景的猎人却用了些很暗的色彩，这样的处理方法，明显是违反常规的，缺乏色彩层次，构图也太过僵硬，用笔很拙，画面乍看上去很粗糙，但是这一切，似乎又是有意为之的，在一双仔细观察的眼睛和敏感细腻的心灵里会感受到“非如此不可！”对段建伟来说，这样做肯定是自然而然的。多年以来，那些在他画布上行走的河南农民形象，似乎内化成了对乡土中国的怀念，对童年的怀念，这与忻东旺和刘晓东作品中的“农民工”有质的不同，后者牢牢抓住粗砺的现实，企图给时代留下一点视觉和文本上的证明，而段建伟的方向明显指向过去，他不能忘怀的乡土，他画中人物那近乎执拗的眼神，昏暗和明亮交替出现的画面色彩，一些属于过去时代生活特有的行为和印记，比如油画《花鞋垫》、《喜事》、《—包香烟》、《读书少年》，在今天看来，显得意味深长甚至略显神秘。在画中，一个小伙子拿着自己爱人送的花鞋垫幸福地飞奔，画面的色彩氛围看上去处在白天和黑夜之间；一个农妇拿着一包香烟，神情呆板，下面躺着一个男人；农村的红白喜事，一个妇人站在自己的案板前，一块肥大的猪肉横躺在案板上，妇人的表情与动作犹如圣徒；一个脸色苍白的少年躺在土堆上，手里拿着一本打开的书，远处有一些低矮的山丘，山丘上是色彩昏暗而显得无比沉重的天空；一个小孩拿着一把塑料大刀耍弄着，背景仍然是荒凉的土丘与天空。那把塑料大刀在其中显得异常艳丽：我看过段建伟与儿子的合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些小孩应该是按照他儿子的形象绘制的，但是其中散发出的回忆色彩，却是段建伟本人的。另外，段建伟的形象和他的作品也很一致，他活脱脱就像个北方老农，仿佛刚从地里走出来的样子，表情很执拗，很狡黠，很纯真。

　　段正渠的油画相对来说“巧”多了，他的笔触很奔放，早期的作品很像法国的卢奥，是一种中国化了的表现主义技巧，我一开始之所以不太喜欢段正渠，就是因为他太像卢奥了，而段建伟虽然借鉴了一些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画面因素和效果(比如弗朗切斯卡，波提切利以及他们的宗教人物画的构图，略显呆板的人物造型和表情)，但是那是一种巧妙的借鉴，其中散发的，确实是本土的气息，而在段正渠那里，虽然他的“黄河”系列，用大的主题使作品更中国更民族，但是其中的表现主义技巧却大到了使“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地步。

　　段正渠说过他参加前卫艺术展的时候，感到自己的作品有点“土”，似乎要落伍了……从他最近的作品来看，开始有所变化，更神秘更内在了，某种程度上，二段走的是殊途同归的道路，两人都没有因为外部环境的改变而改变自己作品的内涵，反而更加执著于内心的乡土。我们可以想象，段正渠在自己的画室里做着“黄河鲤鱼”的梦，那条巨大的鲤鱼也的确就像一个梦般充满了古老的怀想。在这批作品里，场景空间几乎都在夜间，闪亮的星星和人物瞪大的双眼相互感应，大块面的笔触畅快淋漓，刮刀的效果更添厚重。在这样的画面里，似乎连临死前猪的嘶喊都能听得见，毛驴，马灯，人物，其实都是象征化的语汇，所以段正渠的画面造型，就非常放松，很平面，细节只存在于笔触和色彩的节奏之中。相比之下，段建伟就像农民耕田一般老实描绘了，所以，二段的不同也是显而易见的。

　　我很喜欢段正渠画面里的那个人物手里提着一盏马灯，骑着毛驴向我们走来的感觉，清冷的黑夜中，星星有着银子般的光芒，马灯照亮了人的半个脸庞，这一盏灯火的温暖颜色在暗色的氛围里显得尤其珍贵，很像茫茫黑夜里的一线希望。

　　其实这两人的作品，是乡土中国的两个标本，他们证明了在一些人心中，过去的回忆仍然非常重要，在社会的飞速发展面前，变化和永恒其实是一对相互依存的关系，人们的内心永远跟不上现实发了疯的速度，所以记忆在当下的现实面前，就显得很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