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家印象

　　■赖勇军

　　转眼间，认识余先生已有十多年，自己为人师也十年了，想想是否误人子弟，多少有些汗颜。原先认为余先生不擅教书的看法早已改变，现在却越来越认为余先生的高明，越来越认为这样的老师太少了。

　　作学生的多佩服老师博闻强记，能言善道，而余先生恰恰不是这样的人。记得大一的时候，由于先生上课的“平淡无奇”，既无趣谈，又无戏说，声音不大（似中气不足，还有点漏风），表情无甚变化，许多同学认为木讷的他一定不会笑。退休以后，我常去他家请教书艺，在频繁的交往中，才发现先生竟也会开怀大笑的。有时浅笑、有时苦笑、有时沉思，话不多，却极有见地，行动还算利落，思维却快比年轻人，一点没有老态。而这一切都相当真实，发之由衷。一如他那沧桑的脸庞，宽宽的额头，长而扬起的眉毛，灵光闪闪的眼睛，消瘦而有点驼背的、矮小的身材，蹒跚的步履（主要是患病以后）一样没有伪饰，让你觉得可以完完全全信赖他。

　　他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人，不仅貌不惊人，更没名家作派。有一次入校门（他经常下午到学校操场跑步），因没佩戴校徽，门卫竟不让进。就是这样一位普通的老者，却“教”会我许多，一直影响着我。有时我想，教育不是要“说教”吗？我们二十世纪70年代出生的一辈不都是在三天两头的说教声中成长起来的吗？而余老师却从未告诉我“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呀！

　　记得有一次，一位日本的摄影家来厦门举办个展。我说：“有好相机的话，许多人都拍得出来。”先生说：“这是他的专长，摄影很辛苦的。”我于是自感惭愧。“难道不应该多看看别人的优点吗？书画界以贬低他人代替批评的习气，难道作为其中的一员，一点没有责任吗？”我扪心自问。

　　有一回在老师家里，天色已晚，气温转凉，余老师要我穿他的夹克回去。我说不用，因为我已经感受到温暖了。还有一次，我创作草书时遇到字不会写，向老师求教。他就拿来一个包，将他的《草字编》（1－4册）装了进去，要我拿回去查阅。

　　先生要求初学临帖在于形神兼备，并且极为苛刻，一丝不苟。往往是我写来写去，反反复复，没有一个好字。他从不声色俱厉，只是淡淡地说某个笔画没有写好。有时我难免心里犯嘀咕，认为他老人家太吹毛求疵，但就是这样的要求让我在较短的时间入了书法的门径。先生有时为指出书作的错误，竟屈膝在地上，而他已是临界古稀的老人呵！对于书法问题，先生总是直陈己见，毫不避讳。记得有一次，他跟我说“书法理论是没办法说清楚的”，让我极为诧异。主要还不是因为他的论点，只是在我的印象里，名家总是显得自己什么都懂似的，而余老师就显得特别另类了。

　　当他知道我喜欢写草书，就介绍我向历史系的考古学家吴孙权教授请教，并说他认为吴先生是厦门中青年书家中功力最深的。人们常说“文人相轻”，但在余老师这里我不仅感受到“文人相亲”，更感受到“文人相学”。从这以后，我开始时有出入吴先生门庭。并回告先生：“吴老师很谦和。”先生说：“真有学问的人多如此。”于是，我也想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了。

　　从厦大西村余先生的住所到我们学生宿舍，步行需要半小时的路程。我时常晚10点回去，本来可以乘车更快捷，可我总喜欢趁着夜色脚步轻盈漫步于校园，迎着习习的微风，偶然几缕花草的清香扑来，看看周围稀落的行人，灯光下的竹丛树影，听听学生宿舍不时传出的声响，觉得满心的惬意。这种感觉不是到哪里都有的。苏东坡有句话：“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耳。”（《东坡志林》）我略改一下“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情如斯”，很能说明我当时的感受，因为一样的环境，可以熟视无睹，也可以视作噪音。其实，此种心境就是审美的心理准备了，接近于古人的“凝神”、“静照”、“心斋”、“坐忘”，就像有了空气、水和土壤，只要有种子（合适的题材），美就能发芽了。

　　毕业在即，先生准备送我一部旧式相机，说他用不上，给我留作纪念，写生时或许用得着。我以礼重，不敢收。先生说：“友谊无价。”我不再吭气，眼眶却湿润了。从此，我懂得了“利”与“义”之间，孰轻孰重；懂得了生命中的许多，孰重孰轻。

　　想想大学上的德育课，根本没人听，不禁感慨万千！

　　先生患病以后，少有作书。一日去厦门拜访他，他说现在写字成负担了。我不免有些惋惜，而先生好像不觉得什么。他总是这样，自然而然地真诚地对待事物、行事。当不意（由身体的不能引起）为艺时勉强为之，必近于伪。其实，先生自从患帕金森氏综合症后，他的草篆已从原来的天真古淡转向和润静穆。对于一个真正的从艺者，其艺术总能随着他的生命的进程焕发出光彩，无论这种辉光看似多么微弱，却也总能寄托心灵，让他人沉思遐想……

　　衷心祝愿先生康健、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