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黄庭坚是中国历史中的文化巨人。熟知又未必真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对黄庭坚这个熟悉的名字,却掂量不到他本身应有的价值。有社会的原因,在封闭的社会结构里,诸多历史文献,并不能实现全部的公共价值。这对于我们探究文化的真象,是一种人为的阻碍。另一点就是我们自己,现实的浮躁,使急功近利的心理变成了常态。当我们沉湎在物质消费的快感里,甚至无耻地讥笑平民时,我们的阅读,我们的研究,能有什么宽度和深度?
对于黄庭坚,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耐心。一句话,一篇文章,一本书,一个群体,一个时代,都没有能力说得清黄庭坚。丰富的文化矿藏,是人类历史的宝贵资源,自然需要人类长久地关注、挖掘。常常是,一个时代的挖掘,又会有一个时代的发现。
黄君对于黄庭坚的关注、挖掘始于何时,我们姑且不论。重要的是,黄君正以毕生的精力,诠释着黄庭坚。其耐心的程度,如同一个清洁的天使。想一想黄庭坚的一句话:“士生于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医也。”站在这样的人生高度,我们依旧恬不知耻地以“俗”相对,我们又该是多么的悲哀。好在黄君牢记了黄庭坚这句话,同是江西修水的乡党,领会先祖精神的悟性显然会超过我辈。
永恒的黄庭坚,具有永恒的文化意义。黄君的兴趣志在于此。黄君的“黄庭坚研究”,基于一个智识者对历史的尊重,对黄庭坚的崇拜。是一种理性的自觉。相对于“命题作文”式的研究,黄君多的是激情、兴趣和快乐。跨越了几个朝代的黄庭坚,他不是陌生的存在。诗书雁行,朝野共鸣。试图寻求历史性的突破,不是容易的事情。黄君深明此理,他以“黄庭坚研究战略”的长期性,坚持着对黄庭坚的发现与解读。对黄庭坚来讲,黄君是遥远的存在,幸运的是,黄君并没有时髦地以现代学人的陋习,华而不实地进行外科手术式的解剖(尽管这种解剖有时特别具有穿透性),而是以一个后来者——诗人、书家同行的体验与视角,感受着黄庭坚,孜孜不倦地探询着黄庭坚。黄庭坚在《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中写道:“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争于廷、怨愤之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应该说,黄君的行为具有美感。
黄庭坚是一言难尽的。作为北宋全知全能型的文化巨人,仅仅从一个领域去理解他,都是管中窥豹。能诗者,其阅读的范围无法跃过江西诗派,雄距两宋一百余年的文学绝响,给我们带来了何等丰富的审美愉悦哦。能书者张口就说“苏黄米蔡”,漫长的历史长河,书家何其之多,能以姓氏构成书法史的一个概念,绝对是一种价值的体现。这是让我们汗颜的地方,研究他,不是黄君胸怀超越的大志,黄君当然知道黄庭坚的高度,即使借助文化大跃进的方式,我们也无法靠近“不能落于俗格”的黄庭坚。
那么,就从细节入手吧。细节像湛蓝天空中的一朵白云,像茂密森林中一只奔跑的虎,清晰而生动,一眼望去,就会永远记在心头。这是黄君的学术智慧使然。《山谷书法钩沉录》(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的指向是清楚的,收录其中的文章针对的都是黄庭坚的书法。可贵的是,黄君没有以所谓的“宏大叙述”,进行高屋建瓴式的阐释。他关注历史的细节,文化的细节,黄庭坚的细节,他像一个擅写小说的高手,一切从细节出发,细致修正着对黄庭坚的误读,艰难探求着黄庭坚的真实。于是,我们看到了黄君对黄庭坚诗帖与手札的格外关注。他着眼于文人书写的本质,无意间忽略了黄庭坚鸿篇巨制的书作,娓娓述说着与黄庭坚的精神保持紧密联系的诗帖、手札。同样是诗人、书家的黄君,当然知道诗帖与手札是如何反映一个文人的心路历程。这是直接的对应关系,淋漓尽致彰显着表述者的内心真实与情感真实。艺术缺不了真实,伟大的艺术始终把虚情假意当成头号敌人。同样,研究艺术也必须真实,哪怕是寥寥数语、一篇短文,也不能媚俗。追问黄庭坚的真实,是黄君的使命。不管是考证、辩伪,还是品评、分析,黄君以公正的学术立场和艺术标准,寻找历史中真实的黄庭坚。成熟或不成熟,这并不重要,任何一个人都有从摇篮到墓地的发展历程。但对科学来讲,真实则是灵魂。
围绕黄庭坚的诗帖、手札,表现了黄君足够的胆识。基于自身对诗歌与书法的判断能力,他有资格看得清黄氏诗帖与手札所传达的历史文化信息。又基于时空的转变,远远看着熟悉的语辞、墨迹,自然有一番新的观感。《宋刻〈凤墅帖〉黄庭坚手札十种》、《欲将自立,但未脱苏书影响的〈送刘季展诗帖〉》、《早期笔札精品——〈糟姜银杏帖〉》、《一件具有重要文献价值的残简——〈诗祖帖〉》、《党禁时密友往来的见证——〈致无咎通判学士尺牍〉》、《精妙绝伦的晚年手札——〈致齐君尺牍〉》等等,真知灼见,一目了然。这些文章令人喜爱,篇幅较短,但却有诗的韵致,读起来津津有味。学术视角独特,语言富有个性,有高风绝尘之势。苏轼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终不能心妙。”作文之道何尝不是如此。
穷尽黄庭坚是一种妄想,面对文化高峰,我们一点一滴地进行研究,日积月累,必有收获。黄君的“黄庭坚研究”就是一个较好的例证。正如黄庭坚诗云:“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