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画家笔下，矿工的形象同样是红光亮、高大全式的，我当年就曾临摹过李延生、侯杰等人的作品。李延生的《煤海盛开大庆花》、赵荣纪的《踏遍煤海千条巷》、吴云华的《毛主席视察抚顺》、杨之光的《矿山新兵》，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美术经典，甚至是那个时代的符号记忆。这些矿工形象，脸上无不洋溢着主人翁的自豪感及所谓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1974年，轰动一时的上海、阳泉、旅大工人画展中，阳泉画家的目光多在矿工身上，一幅名曰《千秋功罪，我们评说》的宣传画，至今历历在目，清晰可鉴。

　　我母亲年轻时工作过的煤矿，曾有过一支冠以“穆桂英”的女子采煤队，那是个激情的岁月、浪漫的年代，今天看来，那个年代没有自己的思考，没有个人的隐私，有的只是集体和国家。我从小生活在矿山，进进出出见到的都是矿工。矿工就是我的左邻右舍、叔叔伯伯，我的父亲也曾下过井，为此还工伤住院过。那时我吃过的夹肉饼，就是他自井下省吃带回的。后来，每逢过年，他都会下矿保勤，过革命化的春节。矿工的形象虽没有画家笔端的那么魁梧伟岸、红光满面，却也决不是委琐砢碜，蓬头垢面，毕竟心中还存有主人翁的一丝自豪。

　　那时也有矿难，死伤一两个人而已，不似今天，偶有披露，十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一下子就全没了，或透水，或冒顶，或瓦斯。每每路过煤矿，我的心便会因此黯然下来，而过去，油然而生的是一种亲切感，那是井架，那是煤仓，那是矸石山。如此场景都曾是画家们着力表现过的，映着朝晖，透着鲜亮，这些大工业时代的景象，已不仅仅是矿工的荣耀和锦绣。

　　问及矿难的原因，父亲喟叹道：缺乏人才，科班出身的大学生，如今已鲜有入山进矿者，自己培养的子弟兵也多不安于现状，纷纷高走。我想，他只是道出了其中的一个原因。父亲常言，又梦见富家滩时候的事了。富家滩煤矿是他和母亲年轻时工作过的地方。那里有青春的憧憬，有人与人之间简单的真诚，有宣传亭里的劳模照，有悠扬的苏联歌曲，这可能正是他魂牵梦绕此地的原因。我想这便是所谓的主人翁意识了。没有了这种意识，矿山只是你谋生挣钱的处所，工人只是你盘剥刻薄的对象；没有了这种意识，工余只是涩酒的苦闷和烟卷的刺鼻，只有无助的寂寞和无奈的灰心。矿工的现状如今或许只有写实主义的摄影家为之关切了，其作品的震撼往往在于批判，在于揭示。作品的确让人确信并产生同情，但人们多不愿留之在记忆的深处。这些记录，记录的只能是真实的模样，却不是时代的风貌。

　　李延生于2007年5月上旬在太原国贸大厦举办个展，那可是我自小企慕仰止的大牌画家，但我还是没有去，只因他已不再关注矿工，他要走市场，市场要的不是“主人翁”，要的只是梅兰菊竹、仕女逸人。过去的斧披皴皴的是煤块，现在皴的是山石，过去作为点缀的花草，如今成了画面的主打，曾经主体的人物萎缩成了板桥上不见眉眼的拄杖隐者，成了瀑布旁影影绰绰的抚琴高士。但他的转型不能算成功，不知是功力上的还是心态上的原因。“文革”时期当红的那批画家，都有这样的通病。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理念，一个时代的风采，靠转变思路岂能更张易辙，各领风骚三五年者，是谓也。但你不转变，又能怎样。我见过一些李延生先生后来画的鹿，个头很大，占据了多半个画幅，笔墨酣畅，颇有气势，构图与其鼎盛时期的作品同出一辙，只是以鹿代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