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邵华泽的一次书法展上，见到一幅榜书作品——长10余米，高近1.5米，隶书，书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这件作品以自然沉实的笔法，铿锵的气势，坚实的结构，表现出独有的文化内蕴、艺术厚度，给我带来了全新的审美愉悦。如此具有人文精神内涵和视觉冲击力的作品并不多见。

　　邵华泽擅长榜书创作。榜书作为中国传统书法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来受到书法家们的重视。汉丞相萧何，后汉梁鹄，三国韦诞、卫瓘，唐颜真卿、柳公权，宋米芾、苏东坡，等等，均能挥如椽大笔，抒己胸臆。对古人来讲，榜书才称得上是艺术创作。以传递文化信息和世俗信息、情感信息的尺牍与诗稿，其书法意义是后人赋予的。榜书不然，它的创作特点具有实用性、抒情性和夸张性，不是文人们的书写常规。即使在当代，由于创作环境的限制，书法性质的改变，客观制约了榜书的创作。当下榜书创作者多为情感所驱、能力所动，是对现实局限、欣赏局限的超越。邵华泽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邵华泽弱冠习书，由其父邵宗伯开蒙。邵宗伯虽不是响誉书坛的大家，但，长期从事乡村基础教育，有一手法度森严的隶书，自然积累了一定的书法教学经验，言传身授，邵华泽逐步领悟了书法艺术的堂奥。邵华泽初习颜柳，再习汉隶，接受了中国传统艺术雄强、方正、豪迈的美学气息，他把这种儒家推崇的具有人格化特征的“气息”融入自己的生命，并成为自己艺术追求的文化动力。众所周知，颜柳是中国书法史一个重要的概念，是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一定象征意义的精神符号。颜真卿之楷端庄和平，行书气象万千，草书金戈铁马，以力、气、神胜。汉隶朴茂、遒劲，以雅胜。两者均不见媚态。榜书的美学价值来自于力、气、神、雅，缺一则不得详观。邵华泽的榜书较好秉承了历史的传统，不在榜书的外在形式上发力，不以夸张的线条、构图，宣泄一种情绪，也不在枯笔、渴笔中人为地打造视觉层次。邵华泽的榜书用笔清纯利落，书写过程张弛有度，在对生命与时间的感悟中，建立了传统书法审美的共识，展现了书法艺术清刚雅正的形式框架和理融情畅的艺术魅力。

　　榜书创作是对书法家艺术资质与胆识的考量。榜书常常是悬挂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一个家庭的重要地点，社会的功用需求，会对书法家形成一种积极或消极的暗示。心理素质好，可以心无旁骛地创作，无视大众的指手画脚和消费主体的无理指责。相反，在从众意识的影响下，心理负担一旦过重，自然导致创造状态的平庸。邵华泽已进入书法创作的黄金时代，写字实为修心遣性，颇有道家风采，因此，提笔挥毫，即入佳境，当有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