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沈从文先生的书法，是可以写一篇长长的论文的。因为他不仅能写很好的章草和行楷，还对书法艺术有一套完整的属于自己个人的理论。

　　沈从文小的时候，就十分爱好习字，临过许多帖。青少年时代就能写很好的楷书了。我曾经去芷江博物馆专门见识过他18岁时写的一块石碑。在一间单独的空屋子里，近两米高一米宽的石碑躺在地上，用扫帚扫去蒙住它的一层厚厚的灰尘，先生笔下一个个约三寸见方的字迹便显现出来。

　　碑是民初时为熊希龄卫队长因公牺牲而立的。文字稿是当时的一个官员撰写的，书写者的名字注明是沈从文当时用的名字沈岳焕。当时的沈住在熊家，有一个办事员的差事。后来黄永玉从朋友手里得到了一个碑的拓片，看了拓片后，黄永玉说，那书法技巧成熟，结体典雅婉约，几乎令我出不了气。后来黄将拓片装裱成一卷大立轴拿去给沈先生看。那时80多岁的沈已中风，不能说话了。但他见到这幅立轴却嘤嘤哭了起来。黄永玉连忙对他说，有什么好哭的，你看你18岁写这样漂亮的字，我60多了写的字还这么丑，我都不哭，你哭什么。听了黄的话之后，他笑了起来。黄苗子是大书法家，也看过这个拓片，他由衷地说，可见天才是有的。

　　离开芷江后不久，沈先生投奔到驻防在保靖的湘西土著军阀陈渠珍手下做司书。在这段时间里，他有幸研究了陈家所藏的24箱珍贵字画。无疑他在这里是读了一回文物考古的研究生。此时，他的主业是为陈抄写文件、书写布告。在现在的保靖档案馆里，还保存有一些当时的文字记录，因为书写者不可能署名，我在查看时，只觉得那些字是很有功夫的楷体，但不敢断定就一定是沈的手笔。总之，在这个时候，沈又不想和同事们一起玩牌、吸大烟，他是完全可以静下心来写字的。这个时候的沈从文年龄还只20左右。

　　后来在上海，因为字的事，让鲁迅产生了极大的误会。原来胡也频、丁玲与沈从文关系极好，一起写小说、一起办刊物。巧的就是3人的字在不太了解的人看来，大约差不了多少，都是那样小小的，又都是那样密密麻麻的。何况又都是用的同一种稿笺。丁玲念鲁迅先生乐于帮助年轻人的热情，无可奈何时曾给鲁迅先生写了一封想请他介绍工作的信。没想到鲁迅先生收到信后，竟然误以为是沈从文冒充女人对他开的一个玩笑，还写文章嘲讽了沈。及至后来他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可是也因误解太伤和气，加上两人的倔脾气，所以使怨气一直未能化解。

　　虽然沈先生一直爱好书法，而且在圈子里颇有声名，但从来视书法于自己是件好玩的事情，从没想到卖字，以此谋利。只是有一回例外。

　　抗战胜利以后，沈先生从云南回到北平，其时，他在当教授之余，利用一点时间为一家报纸编辑副刊。有一个诗歌作者叫柯原的，因家庭困难，不得已给经常发表自己诗作的编辑沈从文先生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帮助，沈从文知道情况后，也因为自己当时手头不宽裕，就在1947年9月20日的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一则启事：“有个未谋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个作家卖20幅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为10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同时，他还想推而广之，“你们若觉得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1949年后，柯原做了广州军区的专业作者。因种种原因，1980年，他才知道沈从文的下落，于是专门到北京找到沈先生，说当年如何如何帮了大忙。可是沈从文自己却早忘了此事。

　　新时期，沈从文从30年的尘封中走了出来，来访的新朋老友多了。当然主要是文学一类的朋友多。朋友中有主动提出要字的，也有一些是想要又不好意思提出的。我去过他那里几次，一是看到他平时练字，存了一些；二是看到书架上压着一些条子，条子上写着，某某要字，某某要字。熟悉一点的，他常主动给。我和一些朋友都有这个经历：你离开他家时，他会从平时练的字堆中挑一幅出来，用笔临时给你写上某某雅命之类的款，给你一幅，说，拿去玩玩，不要裱啊。同时过不久，他又会给你寄一幅过来。也有人要出书了，或者先生因公事或别的原因到了什么地方，专门请他题字的也多。

　　1982年5月，沈从文携夫人张先生一起去张家界，头一天看了山下的金鞭溪，第二天要上山去，他因腿脚不太灵便，夫人和陪同的人去了，他留在宾馆里，张家界管理处的同志拿来纸和笔要请他题字，他答应了。说到要派人陪他时，他说，我写字有个习惯，要一个人写，不愿意别人在旁边看。管理处的同志想，你一个80岁的人了，我们让你一人在宾馆，怎么放心。所以说了句，怕你一个不方便。沈先生敏感得很，说，至于身体，我最近才检查的，没什么大毛病，你们放心吧。玩了大半天，夫人和陪同的人回到宾馆时，看到沈先生写了“张家界”、“金鞭岩”、“展卷”等好多幅。这时，他已是一身疲倦，见了夫人便说，今天是真正写累了。

　　这时的沈先生已不是往年了。以前，他时时坚持练字，就是炎热的夏日也不间歇。而此时，他手都有些发抖了，拿笔时有些不听使唤了。

　　看到一沓题字，管理处的同志都有些不好意思了，说，真累了你老人家了。

　　对于要出书请他题写书名的，他常常要写好几幅寄给人家，让人家去选。沈从文先生写字，从来不讲究笔和墨。我收到的两幅和一些朋友收到的字大多用墨浅浓不匀，用纸也没什么好的宣纸。1981年，他在给作家彭荆风信中说到，我用的笔通只值一毛三分中小学习字笔，纸也只用一毛五分的糊窗高丽纸……墨是沉淀后加水的墨汁，所以无光彩，应叫死墨，用书行家看来就知道是外行。他也常常不满意自己写字。1982年2月9日，在给赵瑞蕻夫妇一信中说道：俗话说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对于写字，我恰恰相反，写来写去，总觉得不满意，也可以说是一种悲剧性的徒劳，等于自讨苦吃。永远得不到写字人应有的快乐。因此给字时，他总要交待，不要裱，找块大一点的木板贴在上面也行。

　　沈先生完整地谈论书法的文章有3篇:1937年4月4日发表在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谈写字（一）》；1948年7月1日发表在《论语》半月刊上的《谈写字（二）》；还有一篇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叙章草进展》，此文沈先生生前未发表过，后来在家人编辑他的全集时被收了进去。

　　在《谈写字（一）》里，沈先生说应把写字看成是一门艺术。他认为，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须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天才，但极少。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艺术事业，无具体了解，难产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

　　在论述写字是一门艺术时，他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分析。甲骨文，当时的造字者除了注意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还注重到它的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和图案美。而商时的文字如画，周时文字极重组织。秦篆雄秀，汉隶章草都讲究造型美观。

　　字的艺术价值历史上有承认的时候。蔡邕写石经时，来参观和摩写的人、车填塞满了街道。王羲之更是奠定了行草的艺术价值。但是后来因为写字的人重摹仿，加上它的实用性，所以它的艺术性不及图画、音乐、雕刻那样地位固定了。

　　沈先生认为主要影响写字艺术地位的不在字的本身，而在于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有问题。一种人认为写字无创造性，又没有道德和情感的教化力量。他说这种人轻视写字，但是家里还是要挂一些对联和美丽的拓片装饰墙壁的。这种人好办，因为他们是要求字要有自己的艺术效果。糟的倒是另一种人，重视写字却又欣赏能力低下，把字看成是一种权力的符号。所以让名公巨卿的字泛滥成灾。好好的一堵石壁，一面墙壁，什么什么名人都往上刻，游人的眼睛就只好被迫受虐待了。

　　要解决这些问题，强调分工是一个好办法。要有一些专家，明白字的艺术，折衷古人，综合他们的长处，并独辟蹊径，理解字的点线疏密分布，创作出感官上给人愉快，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的字来。当然写字艺术的玩票也是可以提倡的。

　　沈先生的另两篇文章，一篇是对宋和近代书家的分析评价，再一篇是对章草由来的看法。我认为惟有第一篇反映了他书法艺术的基本观点。有趣的是，他六七十年前写的文章，今天看来，仿佛是针对当下书坛的怪现象有人专门向他约稿的。

　　（作者系原《芙蓉》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