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小的时候，我背着烧火棍在外婆家的墙上涂鸦，涂得很开心很陶醉，时而还有人表扬我，就是这一种涂鸦的自我陶醉使我考进了美术学院。自那以后就学习解剖、透视、笔墨、色彩，懂得了绘画的功能和责任。儿时的放任受到了压制。几十年过去了，我在艺术上走着一条弯弯曲曲的路。在我的成长道路上，每个时期都会遇到几个手把手教我的恩师，如郦志禹、赖一匡、王庆明、李长白、顾生岳、李震坚、方增先、舒传曦、童中焘、孔仲起、陆俨少、朱伯雄、王伯敏、潘天寿、刘苇、刘勃舒等，这是我的幸运，我永远感谢他们。

　　在我的艺术道路上还有两位没有见过面的老师。一位是莫伊谢延科，一位是虚谷。莫伊谢延科原来是前苏联列宾美术学院的学生，为了保卫祖国走上了战场，参加了列宁格勒保卫战。卫国战争胜利后，又回到了学校继续他的学业。那段血与火的生活激励了他，他用画笔淋漓尽致地表现了战斗生活，产生了许多像《红军来了》这样感人的作品。莫伊谢延科如果仅仅是一位战士，他画不出这样有水准的艺术品，如果他仅仅是一位美术教师，也不会有这么丰富的生活，这么真切的激情。可以说，没有卫国战争，就没有莫伊谢延科，是生活和战争造就了这样一位艺术家。

　　我毕业于1967年，毕业后像知青一样被分配到边远的山区工作，在大山里一住就是二十年。一个天真浪漫的青年，经过二十年的风风雨雨，满腔的热血锤炼成了一颗痴迷于艺海的坚定的心。我没有放下画笔，莫伊谢延科激励着我用画笔表现生活，于是产生了《山区建设者》、《团代会上》等作品。

　　另一位老师是虚谷。他原来是清军参将，他不愿带兵镇压太平天国，批缁入山当了和尚。他胸中的正义感却从他的笔锋中闪现出来，成为一代大家。虚谷的笔墨一扫缠绵甜俗之气，如刀如剑如秋风，展示了一种大美。

　　我在山区的二十年，虚谷的笔墨与我的心灵产生了共鸣，于是同一题材的画面出现了不同的艺术效果，这就是艺术上的一种升华。那年我在北京的劳动人民文化宫看到一棵逆光下的冬石榴，树叶都被秋风吹落，果实在阳光下闪烁，如果仅用素描方式表现则会平平而过，后来我用了跳动的侧锋线表现，就产生了情感与笔墨融为一体的艺术效果，也就是一幅作品找到了最确切的表达语言。时任中国画研究院院长的刘勃舒先生看到这件作品后，以“散得有理”评之。这四个字可谓言简意赅。散，本来是一种画家笔下的缺失，现在被刘院长加上“有理”，就成了一种美。

　　人类社会是螺旋形发展的。我现在又十分留恋儿时的生活，真想用画笔自由地涂鸦发泄，也许就在这放纵的涂鸦中蕴藏着艺术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