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延闿是20世纪早期中国政坛一位集士子、官僚、政客、书家于一身的风云人物。他在政治动荡不稳的年代,能左右逢源,位高权重,又能静心作书,而且以鲁公书风受用一生,尚能独具一些自家面貌,实属不易。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又作组庵,号畏三,又号讱斋,湖南株洲茶陵人,其父是清末历任浙江巡抚,陕甘、闽浙、四川、两广总督谭钟麟第三子,其弟泽闿亦工书,近似乃兄。辛亥革命后,曾三次督湘,后追随孙中山任广州大元帅府秘书长,湘军总司令。北伐成功后,曾两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任行政院长。
谭延闿文武兼备,而其实质却是书生本色,有“三湘才子”之誉。清光绪甲辰科(1904)会试时,主考官为(苏州状元)陆润庠、(长沙)张百熙。陆得一卷,书法工整,冠绝通畅,认为廷试可望大魁,拟定第一,揭封其卷,乃甘肃士子刘春霖;张得一卷,写作俱佳,乃云有清一代,湖南三鼎甲及传均双备,独无会元。如该卷系湖南士子,置诸第一,启封此卷,乃茶陵士子谭延闿;遂得会元。殿试刘春霖果以状元夺魁,而谭以赐进士出身。
谭延闿书生本色,担任湖南都督后,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管辖的五个师长对他不屑一顾。一日,谭延闿邀请各师将官赛马。身材矮胖的谭都督亲自参赛,在卫兵的搀扶下爬上马背。一声令下,几十匹马向前奔腾,赛程规定为50圈,至10圈时,不少军官气喘吁吁陆续退下阵来,而谭延闿的马昂首飞驰,后来居上。到50圈时,只剩下一匹大白马仍在奔驰,大家仔细一瞧,正是新任都督谭延闿。
广西藩司王芝祥率领湘桂联军赴鄂支援,过长沙时,湘军将领特邀他在小吴门外校场进行打靶表演。王芝祥拔出手枪一连放了10枪,只有两枪未中。王对谭说:“请谭都督也放几枪,”谭接过枪,也连放了10枪,却枪枪命中靶心。王芝祥及在场的将士无不瞠目结舌。自此湘军将士不敢怠慢这位书生意气的谭都督。
谭延闿一生好美食,以谭厨名扬海内。又常制菜谱,亲自烹饪。湘中菜谱组庵豆腐、组庵肉、组庵鱼翅等皆出他之手。即使行军打仗,也有两名专做海味和湘菜的厨师不离左右,以至后来得了高血压,便接受医生劝告,每天作温水浴和电疗一次。他风趣地对友人说:“我平生好吃,现在自身每天被清蒸一次,烧烤一次,大概是对贪嘴的报应吧。”
谭延闿身居高位,为人大度,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书法家王运长小有名气,谭延闿出于对书法艺术重视和关爱,聘为顾问,以备探讨。谁知王当众撕毁聘书,投入痰盂中,并解衣溺之。谭受此污辱,也不追究,只是说:“人各有志,毋庸勉强。”
谭延闿50岁生日时,有湖南人张冥飞,作《茶陵谭先生五十寿序》,当众宣扬。中有:“堂亦钤山,写几笔严嵩之字;老宜长乐,做一世冯道之官。”把谭延闿比作奸相严嵩和历四朝五姓、遭人非议的冯道。谭延闿读后,不仅不生气反称“奇才”。并即日发帖邀张冥飞赴晚宴,由鲁涤平等人作陪。席间,谭延闿尊为上客,又写信给孙科,为张冥飞谋得铁道部专员一职。
一天,有一位湘籍国民党将领来到大元帅府,要求与孙中山单独密谈,谭延闿拉胡汉民入内室。来人向孙中山告状,说谭延闿两面三刀,滚来滚去,无信仰、不可靠。足足谈了一个小时,孙中山不置可否。谭、胡二人在内室听得很清楚。胡汉民摇头伸舌,而谭延闿始终镇定自若,面不改色。事后和平常一样,未做任何解释,胡汉民大为佩服,逢人便称谭延闿“休休有容”。每遇大事心有静气。
谭延闿深知当时时局动荡,官场险恶,他退居行政院长后,对蒋介石的独裁,抱着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人的态度。每次开会,闭目养神,对讨论问题从来不置可否。唐生智被委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颇有牢骚,谭劝说:“古人称‘允执厥中’,‘中’字是人生第一妙诀。此外还有一个‘混’字,是人生第二妙诀。”
其实谭延闿心里非常明白为官之道。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这年春节,湘中人向谭延闿主席贺岁,席间有人引用陈抟称颂赵匡胤的话说:“天下从此大定了。”谭延闿长叹:“你们看,可有一点开国气象,有几个像开国的人物?”这个位居“宰相”高位的谭延闿竟说出这番话来,说明他对时局看之甚透。难怪他劝人一个“混”字。
然而,谭延闿有一股仁人志士的豪气。1904年秋,谭延闿点翰林后回湘,应邀到私立明德学堂参观,当即捐款1000元,又答应每年资助英语教员薪金1000元。这些钱是变卖夫人方氏首饰交纳的,出手之慷慨大方,赢得社会舆论普遍赞扬。
孙中山被粤系军阀陈炯明排挤,愤而到沪,谭将所分家产田地变卖,“得五万元,悉以捐献总理作军米之助”。谭延闿后随孙中山到广州,甚得孙中山器重。
谭延闿虽是词林出身,位居“宰相”,而所书绝无馆阁体柔媚的气息。年少时,即受翁同龢的赏识,翁在给谭的父亲的信中道:“三令郎,伟器也!笔力殆可扛鼎。”其书法几经变化,弱冠时学赵松雪、刘石庵,继而师法鲁公行楷尺牍,兼学东武(杨肇),松禅(翁同龢),30岁专习颜书,参以钱南园笔法,以《麻姑仙坛记》为日课,平生得220通。1929年4月,谭在上海养病,其间就临了203通。书法益臻朴茂,可见谭延闿于颜书之勤。谭氏所临《麻姑仙坛记》锋藏力透,气格雄健,酷似钱南园,而笔画更为厚重,其雄浑较钱氏更甚,挺拔之气跃然于纸。其结构严正精卓,如贤者正襟端拱于庙堂,深得其神髓,令人钦佩。他写颜字主张“上不让下”, “左不让右”。有论者云:“先生临池,大笔高悬,凡‘撇’必须挫而后出锋,凡‘直’必直末稍停,而后下注,故书雍容而又挺拔。”谭氏学鲁公书之外,则泛滥百家,兼涉篆隶,40岁后居广州,于古法帖无所不临。极纵肆之奇,生平书学至此乃大变。谭延闿曾在1926年以行楷背临古帖诸如黄山谷、苏东坡、米襄阳、赵松雪、文衡山、祝枝山、董其昌诸家,可见他学书之用心。谭延闿临帖神速,笔画之工,人勿如也。
谭延闿的书法师鲁公,其楷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竖画多用悬针法,起笔沉着稳重,顿挫有力,使人感到貌丰骨劲,味厚神藏。一洗清初书坛姿媚之态,所不足者,少自家面目。其行书功深厚,变化灵巧,笔笔中锋,笔锋于纸能藏锋力透,有大气磅礴之势。于右任先生每论时人书法时必曰:“谭祖安是有真本领的。”马宗霍评其书云:“祖安早岁仿刘石庵,中年专意钱南园、翁松禅两家,晚参米南宫,骨力雄厚,可谓健笔。”他的行书是将刘石庵与钱南园相互熔于一炉。其点画之丰满圆润、挥洒从容乃似石庵,而浑健苍劲,体势阔疏朗,气势夺人处又似南园。谭延闿是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有很高的学养。能巧妙地从前人书中吸收营养,从而形成了自己宽博温厚、含蕴性灵、雄健开阔的韵致。此谓百学不能至也。
谭延闿在末岁致力章草,访求石刻旧拓,想丰富书法的变化,力求寻找自己书法的表现语言,可惜皇天无眼,天不假年,先生以51岁而遂终。谭延闿虽然未到人书俱老之境,然其法度俱存,为后世学书者所步趋。先生曾有《讱庵诗稿》、《组庵诗集》、《非翁诗稿》、《慈卫室诗草》,皆手稿影印。得者,读其诗亦可赏其书。有《中国历代书风系列·谭延闿书风》印行,堪称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