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任天先生关于艺术创新的论述随处可见，“试看今古诸名辈，日月长明笔墨新”是讲历代大家都是有所创新的大家。传统文化精神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创新是切切实实的继承和发扬。不了解余先生艺术的，以为他只是一位守护传统的或近似黄宾虹画路的一般画家，其实大不然。或许没有全面审视余先生的艺术，尤其是看到的精品原作不多而误以为其画“粗糙了一点”，不够精微周到，这固然有审美之异同。所以，只有深入了解余任天先生，具体剖析其新颖独特的艺术语言，又不脱离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背景，遂可取得许多共识。

　　一、呼唤现代新浙派

　　浙江具有悠久的绘画传统，大师辈出。如元代四大家浙人居其三；画坛巨擘赵孟頫，亦为浙江人。其时，尚未有“浙派”现象，他们的画风总体倾向文雅一路。至明代戴进，从南宋马、夏院体脱化而出，不为成法所拘，大胆开拓创新，改道时风，遂建立起自己独特的画风：笔墨灵活多变，水墨酣畅、风格雄劲、简逸、挺健、豪放，十分生动和新鲜，影响所及，蔚然成派。学者甚众，从钱塘发展到周围，乃至金陵以远大江南北，传人百年不绝。湖北武昌人吴伟是戴进之后浙派画风的核心人物，他连皴带染，水墨渲刷，一味追求劲拔、气势和动感，直拖横抹，不免失之缭草，在其之后，恣肆画风的极致表现，多以“仙、狂”为号，剑拨弩张……蒋蒿、张路以降，更是渐偏浙派轨道不思新变，失去了生命力。故自吴门文人画派崛起，浙派便一直处于受贬的地位，一落千丈，后继无人。明末的蓝瑛，与戴进相去甚远，他的绘画形式也很是独立，自成一派，比较理性，与戴进虽有相似又不甚相同，人称“武林派”。清未赵之谦合“浙派”、“皖派”之长，对后世浙籍画家产生过很大影响，但也未能前驱出一个现代的“新”浙派来。任伯年、蒲华、吴昌硕活跃于海上，卖画为生，归属海派。长年居上海，晚年了才居杭州的黄宾虹依披麻皴为底线，发步于“新安”、“黄山”画派，最后以点代皴，重视吸纳董源、巨然山川浑厚华滋一路的画风，非挺健豪放之派。黄宾虹认为“蓝瑛、周臣之流，皆不为艺术所重。”“虽马远、夏圭，论南宗画者尚不愿学，吴门浙江派之枯硬干燥，皆不善学元人也。”(《黄宾虹书简》第34页)若从南北宗的思路看黄宾虹的艺术，确也不入“浙派”之调。

　　“浙派”之称号出于晚明。当初戴进、吴伟在画坛独占鳌头之际，并未有人称“浙派”，直到戴进、吴伟相继谢世约150年和100年后，吴地画风盛行，在明清画评中为比较绘画风格和综述艺术史现象，才被作为“吴门画派”的对立面而称戴进为首的艺术集群为“浙派”。“浙派”绘画在画史上历来不被推崇，明季浙派衰落已500年矣。

　　一个画派的新生需要不断改革发展和创新，与时俱进，需要有创新精神的大画家的诞生!

　　500年后，余任天先生大声呼唤现代新浙派，他看到新浙派艺术的新生。他高度评价“潘天寿先生的画是中国现代传统绘画的一个高峰。”认为“潘天寿先生的艺术和生活环境分不开。浙江山刚水柔，绘画史上蕴育了独具风格的浙派。”“浙派要在用笔刚多柔少，亦地理所使然也。”“潘天寿的笔墨以生、硬为主，颇有浙派的特点。”潘天寿作画追求雄健有力，“一味霸悍”，将明季浙派引向刚正、俊伟和现代，创新了浙派艺术。余任天先生的个性与审美志趣与潘天寿相通，早在中年时代与潘天寿先生的一次学术交谈中就说过：“至所以要读万卷书，是为了知晓古人已经说过的理，自己可以避免重复之；至所以要行万里路，亦是为了明白山川已具之景，画家正可以另辟蹊径，避免重复。”其独特的见解与潘天寿先生的“艺术的重复等于零”十分一致。把视点提升到很高——本质的艺术具有丰富的创造力。由于余任天先生具备大家的眼光，所以才能从画史的宏观角度，简洁、准确地道破了浙派艺术新生的风格特征及其与山川地貌人文环境密不可分的渊源关系。余任天先生是浙江诸暨人，生性刚直，他说自己“印章中的字，笔画线条也喜欢直，这是本性难改”；他认为“人不可无倔强之性格……倔强之气，即创造精神也。”所以浙派是倔强的，倔强的浙派是会要不断创造革新的。余任天正是这种浙派精神的代表，他的画当然是雄健、刚硬和豪爽的，痛快淋漓的。“下笔老来生硬甚，却成浙派一流人。”传承与发展浙派艺术是他一生所求，在数十年寂寞的艺术求索生涯中，他摸透了浙派风格的脾性，也晓得有过于阳刚和躁气的险情，在继承浙派画风的同时，兼收并蓄南北各派之长，以大自然为蒙养，以诗书画印的通会蕴其气韵，好以大草狂草入画，所以笔墨圆浑生动，克服了旧浙派板、结、刻、露的毛病。戴进等人因其书意不足，有的几乎不会书法，一味狂放浮躁，流于甜俗。余先生主张用笔要像草书，要直、圆、拙、简、逆，用墨要浓、重、积、渗……‘圆’是指转折处之柔，‘重’即用长线条勾勒。越到晚年，其书其画越圆劲越浑朴，刚中寓柔，刚柔相济，有刚健劲挺中的内敛、灵气与圆浑。既刚阳不弱，又温柔敦厚。正如余先生所说浙江既有天台、雁荡和钱江潮的雄伟，又有西子湖的美丽清秀；既有绍剧的高亢又有越剧的柔媚缠绵，是大自然造就了新生浙派艺术，归至老庄哲理、中庸之道的传统正道。衰落500年的浙派艺术得以重振，现代新浙派艺术以全新的面貌展现在二十世纪中晚期中国画坛。

　　二、皴法新 笔墨新

　　我们以往所指“明季浙派”，从皴系上分，它属斧劈皴系，作画多用斧劈皴。余任天先生早期所画家乡山亦用斧劈或披麻相兼的斧劈痕，多了许多墨点，苍郁中仍见挺括硬朗的斧痕意。到了晚年大胆变法，无所谓何种皴出自何家法，是从大自然中体察而来的自家法。所写江南山水，封山育林，草木葱茏，极富时代气息。“古之披麻、解索、斧劈诸皴法，皆无所用。”“虽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复起，亦无所用其技矣。”“时代变了，新的意境，新的形象，只求一种新的笔墨程式来表现。”这新的笔墨程式是以粗阔的笔线勾勒为山川形象的基本骨架，而虚实、阴阳、疏密、浓淡、轻重、张弛、层次、意韵、格调皆立其中，同时有血有肉地打皴打墨打色……“到处育林山貌新，葱茏入画胜嶙峋；只宜青绿从天泼，不用披麻斧劈皴。”余先生这里说的“青绿从天泼”，不是张大千之泼彩泼墨而是传承的皴法用笔，以大草法，大刀阔斧地注、郑、抛、打、截，几乎没头没脑地泼将下去……也不是黄宾虹的以点代皴，其笔法远远超出了点，是点是线是面，是墨块的积聚，是情是景是意是韵的倾注，没有书法大草狂草的深厚功底，谁也到不了这火候，创出了一种似皴非皴的任自然任己意之浑笔皴，浑笔皴擦，浑笔勾染，前所未有。虽不似斧劈，却有斧劈的刚硬，这全在于他的笔力刚硬；封山育林，石骨隐没，却透过有力的长线勾廓和打皴，仍显出浙地秀逸中的刚骨和坚韧，这是余先生在继承中的重大创新。（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