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发展催生着艺术作品的产生形态，书画家将自己的案头工作推向公众的领域，是这些年的新鲜事，这其中不外于两种情形，一是市场的需要，“走穴”成为至今高温不下的现象，原因在于它是双方资本积累的捷径；再则是出于艺术实践或者艺术家个人的需求，先前的案头工作无法满足新的展示形态与创作空间的要求，艺术家个体能量的展示，需要借助群体的气场互动。两者都在以各自的方式维系着书画在今天的命运，拓展着它的公众层面，这是现实。

　　王冬龄的公众书法属于后者，属于现代书法的领域，它对应着当代艺术的潜在规则与精神指向，也对应着书法在当下演绎的内在宿求。过去的十年，王冬龄在公众现场的情境下完成了很多耐人寻味的作品。有他在大英博物馆的大字创作；有为《地之缘——当代艺术展》创作的《逍遥游》；也有兰亭现场提壁《临河序》；以及最近书写的《老子·道德经五千言》的巨作，这种公开的书法行为不只是对于书法在当代正逐步失去其大众关怀的忧患与责任，更多的是出于书法在当下情境中的内在的创作需求和其当代性的建构。

　　尽管很多的时候艺术被作为一种内在境界的反映，这种内在境界反映了艺术家对于世界相对个人化的经验与感知，当然这不是说艺术创作总必须在这个私下的温床中才可孕生。二十世纪中后期行为艺术的出现，将创作的幕后或者远距离的表演带到了生活的日常和特定的时空间。观众可以在某种近距、微观的状态中阅读并体验艺术作品的呈现方式与过程，今天已经没有人怀疑约翰·凯奇的即兴和伊夫·克莱因礼仪式的行为在当代艺术发展史中的实质性意义，或者将它看作“秀场”。至于王冬龄在公众状态下的大字创作，一方面具有同样的临场情境，同样公众与现场是一种先期存在，但它似乎更像一场精心策划的雅集，艺术家、观众与现场共生共存，它不是一种逻辑性的配对关系，而呈现了一种流变的运动关系。我将它称之为一种带有“体温”的创作现场，有意思的是在这种有温度的现场和艺术家与观众共呼吸般的未知走向，并不是预先设定的，而是仁者见仁知者见智的心灵会通，它靠艺术家激活观众对于作品本质与意义的时空想象，同时，艺术家也仿佛逍遥在场内场外，书内书外，云游于现象之上，如同经历一次神游般的体验。

　　这种带有体温的艺术现场，就如同物理现象中的中间场，事物双方的运动，构成一个充满能量的场，它的存在使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瞬间非同向的想象世界，并超然运行其中。我想王冬龄的大字书写过程，实际上暗含着一种临场状态下，他与观众在意气上的默契，行为顺应感觉的流向。这种瞬间过程所偶发的知性，提示了艺术表现中偶然的辉煌，并且以此来发挥身体的潜能。而非简单地挪用格式化的样式与技巧，仿佛再一次经历精神出行的妙趣体验。至于观众也非同他们在画廊美术馆的期待，而要求某种相应的先期修养和临场状态下的身体呼应与感应意识，凭其感知的流向，去遨游超日常的境界。这是艺术家个室的修练或者观众在面对博物馆橱柜中作品时所难以想象的体验，所以体温也好，情境也好都是共生共融的，艺术家与观众共同卷入并遭遇一种情境体验的运动之中，这种在社会条件下的公开、认同与互动构成了现代书法艺术的公共性和它与公众的新关系，并符合时代语境的审美风范和书法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