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以7952万元天价拍出的明代“吴门四家”之一的仇英《赤壁图》，非但在艺术品市场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就是在书画艺术界也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它真的值这样的价位吗？它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究竟如何？等等的发问可谓不绝于耳。

　　

　　由于这件拍品在现阶段拍出了令人乍舌的天价，势必对今后仇英其他作品的拍卖价格产生“逼视”的影响。因为这件作品在仇英的作品中不属于上乘之作，今后如有高于《赤壁图》艺术质量的作品上拍，其价格在《赤壁图》之上，或可证明古代书画的市场价格“回暖”是理性的；因为如以作品的质量决定价格，那么根据仇英的其他（以前拍卖过或尚未拍卖过的）高于此作水平不知多少倍的画作，在日后的拍卖中不仅很轻松地刷新这个“天价”，而且其价格突破亿元甚至数亿元是指日可待的。这样一来，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即：“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吴门四家’里面仇英的名字排最后，画价却在当时就高过沈、文很多。”（故宫书画部副研究员、鉴定专家金运昌语）这样的现象显然有悖于艺术的价值规律。既然是“艺术品市场”，其价格运行轨迹就必须遵循艺术品价值规律。明代“吴门”另外三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他们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绘画史上是无可争议的居于仇英之上，他们的作品价格也就必然在仇英的画作价格之上。以前低于仇英，可能是囿于艺术品市场没有理性“回暖”，可眼下理性“回暖”了，沈、文、唐作品的市场价格是否也应该随着理性的“回暖”去“重塑”辉煌而“演绎”“天价”迭出呢？如果此件成交的仇英《赤壁图》的价格是“标志着中国古代书画行情经过前几年的低谷期后，正在走向‘回暖’，并成为市场热点”或“事实上，此次拍卖结果具有一定的宣告性。”以及如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王雁南女士表示的那样“仇英《赤壁图》拍出近八千万元人民币,无论从艺术特色和历史价值来说,这样的成交价都实至名归。”那么依此类推，将来中国古代书画的价位底线必定在亿元以上，至少是亿元。

　　倘若这次的“宣告性”在日后的市场运作中出现逆转性，亦即仇英包括“吴门”另外三家以及明代和明代以前的具有开创性大师级的作品其价位，不是遵循着“宣告性”的“思路”去发展，并且还违背艺术价值决定市场价位（这类现象在以往拍卖的古今书画作品中是屡见不鲜）的这一规律。那么，如此的“理性‘回暖’”的“宣告性”，究其实质还是受制于“理性”的操盘手、因时因事因利益等诸多难以言说的因素，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了。如是，那些收藏意识迷茫、收藏品位低下的书画投资者真该老老实实去补补课了。

　　窃以为，古代书画作品“时间的筛选”其“客观”、“正确”与否，不应该简单地以“2002年至2004年是古代书画市场黄金时期，大部分高价位的拍品都产生于此时期。古代书画家价位指数排名前30位的艺术家的价格多出自于2004年和2005年，而出现在2006年的古代艺术家只占到3席，且在此排名表中仅处于20位以后。”这一数据来衡量。要知道，载入中国美术史的古代书画家其艺术成就和历史地位，是时间筛选的产物，相对来说是客观而又公正的。而市场的“出现率”和“成交率”，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操盘手的运作手段的高下。在以往的诸多古代书画拍卖数据中，我们不难发现由于操盘手的因素，出现了不少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与拍卖成交的价格不相吻合的现象，一流的名家名作卖不过二、三流画家的作品。财大气粗且又高明的操盘手可以将“黄铜”卖到“黄金”价，蹩脚的操盘手只能是将“黄金”转换为“黄铜”价。不仅古代书画如此，即便是近、现代书画家的作品也同样出现“质价”相违的实例，如以4620万元成交的傅抱石《雨花台颂》，就是一件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缺陷、甚至不妨说是一件失败的作品。

　　在我看来，收藏或投资古今书画作品，作为收藏、投资者不能将自己的收藏或投资意识受制于操盘手的“导向”。要想成为一个有思想、有品位的书画收藏、投资者，必须通晓中国古代和近、现代绘画史，以期提高自己的鉴赏水平。载入史书的古代书画家，他们的艺术造诣不都是同一个“等级”概念，一个流派里有开派者，也有派系内书画家；同是一个书画家的作品，其作品质量也是有着高、中、下的区分。以仇英为例，这件上拍的《赤壁图》，在其作品中，就其艺术质量而言，只能划分在中等偏下的范畴。笔墨显得十分稚嫩，屋宇、树木、山石的线条还没有达到融为一体的统一效果，山石的皴擦和打点，明显存在着他的老师文徵明的笔墨习性。因为如此松透的笔墨只有在文徵明的笔下才能出现，仇英的山石相对来说比较紧、实、结。

　　通观仇英的绘画作品，尽管他是一位多面手，山水、花卉、界画、人物无所不能，且设色、水墨、白描无不擅长。但相比较而言，最能代表和体现仇英的艺术成就的还是他的大、小青绿山水和界画。仇英的青绿山水画遥接六朝、隋代时期以色彩为主的艺术表现形式，由当初的师承周臣的“院体”画风复放眼于前贤，如赵伯驹、赵孟頫、李思训等人，且不为一家一派所范围，广集博采，取精用弘，深得青绿山水画之精微。董其昌更是一变其推崇“南宗画”的门户之见：“仇实父是赵伯驹后身，即文、沈亦未尽其法。”并认为仇英是赵伯驹、赵伯骕之后五百年来青绿山水画一代名家。

　　仇英之于界画，也是颇有心得和造诣的。论者谓其界画，为了表现楼台殿阁、画栋雕梁这类建筑物的造型美，他采用前人直笔界尺划线和青绿重彩的技法，对丹楼朱阁加以精绘妙制，故使他的“界画”工整细密、华丽端庄，备具古雅厚实之趣。

　　此外，仇英的人物画也极具功底。有论者谓：“发翠豪金，丝丹缕青，精丽艳逸，无惭古人。”“周昉复起，亦未能过。”仇英非但精于独立的人物画，而且在其山水画中的人物点缀，也是一绝。如《剑门阁图》，仇英在突出峰峦叠嶂，白雪皑皑的一片无声的雪境里、崎岖的栈道上描绘了众多的人物和马匹，非但人马的动态各异，行人所穿的冬衣亦非常丰富、具体、生动。其人物造型能力自是不凡。可贵的是功力精绝，遗憾的是缺乏新意，未能创为仇家样的人物画风格。这一点很像他一些以水墨皴染为主的画，究其笔墨多半是延续刘松年、李唐的院体画风，皴擦用细笔斧劈法，因之山石结构的分面很精细，凹凸处的水墨晕染也很鲜活，然气象意趣仍未出吴门樊篱，如《松溪横笛图》。虽然仇英的人物画和水墨画未能达到他自家面目的金碧辉煌青绿山水画（包括其“界画”）的高度，然就艺术论艺术，当是远远高于眼下市值7952万元的《赤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