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当代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批评实践，显然有学院与社会之别。学院派忠实逻辑，辩析历史真伪，执著于学术体系和理论架构的建立，是人类认识真理的必然选择。与学院派相对立的则是亲历社会实践和社会运动的自由书法人，对书法、书法历史、书法现状、书法价值等等的分析与思考。显然，《平闲堂书论》属于后者。

　　斯舜威党务工作和媒体CEO的履历，说明了他与中国现实的紧密联系。对书法的认识，指陈其中的文化构造过程，坚持对书法社会属性的关注，当然是斯舜威书法理论与批评操作的文化基础。

　　我是慢慢读完这本书的。裹挟着古今庞杂的思想散墨，浓缩着一个文化人的理性信息，自然要求读者有耐心、有准备地进行文本细读。因此，我在阅读的过程中，感受到作者在书法领域已不能解释书法现象、而不得不到文化领域——一个更宽泛、更开放的地方观察；阐述。从而实现对旧有理论立场与理论预设的突破。

　　二

　　斯舜威的作家身份，影响了他的书法理论研究和书法批评的开展。首先，他敢于面对世俗游戏，坚定不移地站在公共知识分子立场，持有社会批判的文化精神。

　　书法，技术大于思辩。古代书论习惯更多地在技法墨法上寻找真伪，漠视了书法的社会心理与人文价值，所谓书法思想，也仅是道德说教而已。斯舜威不想辩析古代书论的高低，也不想服务于书法创作，他试图以自身的书法批评成为一种有独立意义的表意实践。于是，我们看到的斯舜威的“批评”，绝不是权力的媒介与媒介的权力的恶性结合。

　　现代文化对斯舜威“批评”的介入，使他的思考方式中包含了颠覆性的力量，这就要求他义不容辞地去揭示、拆解历史与当代书法游戏的秘密。

　　书中的《翰林杂记》、《平闲堂书学咀华》、《读诗悟诗》、《对立中的和谐》、《书法意象散记》等文章，较好地体现了斯舜威式的分析与批判。他以现代思想作为批判的利器，又借助古代笔记的文体形式，有理有据、轻松自如地切入当代书法问题和当代文化问题。在他看来，书法从来不是轻松的问题，因为书法被架空成区别等级的天平，就等于说书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人类社会兽性发作的帮凶。书法自然是无辜的，但要允许我们对这种现象保持足够的清醒。《翰林杂记》７９则颇耐人寻味——

　　“清人论清代书法，曰：‘三百年来书家一脉，在朝不在野。’诚然，当时煊赫书坛如诸城、山舟、覃溪、梦楼，皆以馆阁历清要。

　　古代学者，多为官，故书法的发展与官场密切相关。不少书法大家，都是身居高位的朝廷大员。这种现象，在清代同样十分明显。

　　就现在的书法现象而言，书法同样‘在朝不在野’。但此‘朝’非彼‘朝’，不是指官场，而是指类似‘书法朝廷’的书协组织。书协组织由于其既属官方，又是‘群团组织’的特殊性，掌控着珍贵的书法资源，在展览、大赛等方面有着生杀予夺的特殊权力。所以，虽然全国各地群众性书法活动也可谓轰轰烈烈，但实质的权力，则掌握在书协少数人手里。加上书画市场处于不理性的火爆状态，不少行外收藏者不懂书法，只看名头，书协的权力就格外凸显出来，变成了与经济密切相关的资源。与清代不同的是，清代的朝廷书法家确实具有相当高的书法水平，而现在的书法官员们，书法水平大都平平而已。”

　　斯舜威持论掷地有声。

　　如果说古代书法是当时社会精英的文化垄断，那么，现代中国的书法一定是世俗化和大众化的。作为大众化的书法，在权力的游戏中，某些专制性的特征开始清晰地暴露出来。斯舜威没有遵循大众文化专制性的游戏规则，而是依据自己的是非判断和价值取舍，说出一个真实的世界。斯舜威难能可贵。在利益集团日趋分割市场的前提下，公共知识分子是否有勇气厘清主流社会与权力机制的关系，还是缄默失语，自我放逐，进入本不存在的桃花园，一定关乎于人的操受与道德。

　　一味强调书法的特殊性是危险的，书法毫不留情地以中国文化的代言人自居，它丑恶的一面，有可能误导人们对中国精神的认知与理解。我当然着迷于精英的书法，但是，我们不能因为精英书法的深邃和高雅文化的霸道，就忽略当代中国的文化现实。诸多的裂痕与锈迹，让我们清醒地思考，对未来当然有好处。

　　三

　　斯舜威毕竟是作家，也可以这样说，在他的身上，已经实现了作家学者化的向往。不管是对古与今“书法社会”或“社会书法”浓与淡的评析，还是以炽热的情感，观照书法艺术的独特魅力，斯舜威做到了一名读书人的有礼有节。他可以不宽容“书法社会”与“社会书法”的种种陋习，但他也不隐瞒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痴情。

　　书中的《选择书法》、《四十学书》、《甲申临帖日记》、《春节七日》等文章，准确表达了一名中国作家、书法评论家、书法家对书法本身的理性热爱。他在《四十学书》中写道——

　　“我意识到，书法决非纯技巧的产物，它固然讲究技法，但更需要学养，需要文化积淀。书法创作过程，是一种生命的体验，激情的宣泄，精神的升华，你由此而得到感悟，得到享受，得到满足，这就够了。如果单就书法技巧而言，不少天赋聪慧的小学生写出的字就让人赞叹不已。但如果要论书法的内涵，哪怕是‘神童’，恐怕也无能为力。不是他们灵性不够，而是学养、经历难以企及。”

　　这是斯舜威对待书法的感受，我们再看一下他与书法的关系。他在《甲申临帖日记》中说——

　　“晨起读《清代八股文》。八股文在废除科举后臭名远扬，但现在还有谁真正了解这种独特的文体呢？跑步半小时。临《石门颂》１５０字。

　　下午到办公室习书法２小时，先是临《书谱》，后写条幅５幅。

　　晚上临《急就章》１小时。

　　……

　　书法的最高境界，是忘记书法，不以书为法。然而，达到这一最高境界的唯一途径，恰恰是严格地以书为法，以法为书。

　　读《老子本原》。他的有无相生的辩证思想，他的无为不争、笃虚守静、任其自然的人生态度，都是值得认真思索的。中国古代的哲学，正是博大精深，取一勺就令人陶醉不已。

　　回家后开始临第８通《书谱》。傍晚跑步半小时。

　　晚上写《翰墨杂记》两则。”

　　静止的书法，对于斯舜威来讲，就是头上的蓝天，脚下的大地。对书法的社会批判，缘起于对书法的敬重与热爱。正是因为这分难得的真诚，他才不允许心怀叵测之徒损坏和侮辱书法。随园说，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为此，斯舜威强调：“我则以为，凡艺术家，都需有赤子之心，无此则不足以名家。赤子者，无功利之心，未经红尘污染者也。倘书家一味靠铜钱润笔，则离赤子之境远矣。”

　　书中的《兰亭真伪谁识得？》陈述了兰亭论辩前后，中国政坛高层的神秘心理，尤对章士钊先生的高风亮节赞许有加。字里行间，洋溢着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人格精神的称颂。《六一风神》表面在说欧阳修对书法艺术的贡献，其实是在分析欧阳修“旗帜鲜明，刚直不阿”的性格成因——

　　“我对欧阳修的好感，归根到底来自他的性格魅力。他是一位有趣味的文人，因而虽然‘饮少辄醉’，却写得出千古美文《醉翁亭记》；他是一位重感情的人，当１０４４年苏舜钦遭诬陷被除名时，他奋笔写下：‘子美可哀，吾恨不能为之言；子美可哀，吾恨不能言。’虽然片言只语，激愤之情、无可奈何之情却跃然纸上，让人为之动容。”

　　对坚持社会批判的书法评论家来讲，书法的人格化或人格化的书法是极其重要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愈演愈烈的封建等级观念的妥协，已造成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斯舜威的思考焦点是，市俗化、江湖化了的我们对“人格”二字越来越陌生了，沽名钓誉似乎成为我们的伟大理想，因此，与高官、名流、富豪的合影，便成为书界一些人士的刻意追求;把书法组织职位大小的获得当成了自己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同时，对年轻的平民作者表现出来的不屑，甚至是凌辱、欺诈，当成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一种时尚。凡此种种，无不彰显着当代书法家人格的低下和道德的沦丧。其实，中国的书法史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史，我们对颜真卿、傅山的推崇，对秦桧、蔡京的蔑视，清楚证明了社会要求精英知识分子应该恪守的人生原则是什么。

　　评价书法家不自觉地流露出可怕的价值取向——拍卖行的成交价格。这是一种世俗认同，本不该大惊小怪。只是一切矫枉过正都会带来负面影响，在反思历史中的错误时，在庸俗社会学的作用下，所谓“品牌”，所谓“注意力经济”，所谓“市场卖点”，不分青红皂白开始左右人们的生活，其势汹汹。人的固有原则遭到残酷的瓦解。文坛有汉奸作家周作人、胡兰成走悄图书市场，书坛对郑孝胥、汪精卫之流频投媚眼，一切向“钱”看的社会基础，就这样宽容了稀奇古怪的事情。

　　斯舜威以灵活的文体形式，以不同的情感基调，对中国书法史和书法现状进行了反省和批判性思考，他汲取现代思想资源，大声疾呼，书法一旦与人的生命意识、人的高尚情怀发生分裂，结果是，在获取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时，势必导致对社会从众心理的认同，对真理与正义的抛弃，从而贬低书法艺术的存在价值。

　　（《平闲堂书论》斯舜威著中国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７年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