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立民先生在《百美图》的再版本没有出来之前，就当面要我为此书写篇文章，我当时没有敢应承。这《百美图》中的一些内容我在《美术报》等处见到过，当时的一个印象是：这姓包的真会来事，他当《文艺报》记者，就利用职务之便遍请当代名家为其画画。当年黄裳先生在《文汇报》当记者，请了很多文人学者为其写字，以后集成一本《珠还记幸》。据说黄先生最近已经将那一批包括胡适、叶圣陶、钱锺书在内的文人墨迹全部卖掉了，也招来些议论。黄裳先生当年说：他只是请熟悉的文人朋友们写字，并且都寄去了笺纸。至于请人送画，则未敢想。这包立民的胆量真大大超越了黄裳。

　　收到新版《百美图》之后，翻览之倾，我又想起立民先生的说话，怎么应付这事呢？这一大本图册文字，确实包含着当代美术史的诸多笔墨因缘、名人轶事。在包立民的文章之后再来锦上添花，非我所愿。踌躇之间，又接到老包的电话，他居然还是催我写文章。我口里像含了一枚汤圆，吞吐一阵，忍不住对他讲了几句心里话：“这《百美图》给我最基本的印象，就是你作为《文艺报》记者，位居主流中心地位，当时传媒稀缺，画家们都买你的账。”这有些像是揭了老包的老底，但如果认真对待这件事情，文化社会学方面的信息是不能忽略的。我也老实对他讲：我当年做一个小报记者，也得到一些画家朋友的赠品。如果循此心理追溯，甚至对他还有些嫉妒。包先生又对我讲：他最初行此事，也就是拿一本册页请几位熟悉的画家朋友自画其像，以后渐渐地变成一个策划。从十幅，几十幅发展到如今的三百多幅，他还想将其扩展成美术界的“五百罗汉”呢。包先生说：“我很高兴听你谈出自己的真实想法，你写文章骂我都行。”写文章骂人非我所愿，若不得不骂也得把道理想周匝。即以这《百美图》而论，最极端的攻击恐怕不会超过“以权谋私”吧？但这说法我自觉也还站不住脚。当年包立民做《文艺报》记者，是有些“话语权”，但他也和许多老画家是朋友，有友谊。这些送他自画像的，虽然有些一诺遂愿，有些三请四催，但毕竟还是两厢情愿。传统文人之间的“秀才人情”，与当下某些文化官员的明取暗索毕竟有很大不同。人的心理变化是很奇怪也很自然的事情，我因为宣泄了心里的积郁，从对《百美图》的苛求竟转化为对包立民的同情。立民先生则在电话另一头说：“你知道吧，我做这件事就像武训化缘一般。”武训当年为了教天下的穷孩子都读上书，让人“打一拳，两个钱，踢一脚，三个钱。”《百美图》的形成当然还远没有这样的悲抑，但集腋成裘的“苦心”确实在焉。包在求画过程里，也遇见过麻烦，像钱君陶先生就明言：要我画是得掏钱的。包立民也拿不出多少钱，后经友人帮忙，买了一台按摩器相送。撇去其他因素不论，在中国历史上，确实还没有这样一部三百画家自绘其像而集于一人之手的事情，而且，以后，再有谁想步包立民的后尘，怕也是东施效颦。理由有三：一、再难有当年《文艺报》那样与众多艺术家有长期普遍联系的中心传媒；美术界这些年的发展变化，说是天翻地覆也不过分，再想若包立民请钱君陶、王朝闻、蔡若虹一般级别的名人自绘像以赠人，在名家作品万元论尺之今日，真匪夷所思；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世间之事，最难得的是一个“为天下先”，包立民在那样的时期，那样的环境，做了那样一件事情，这恐怕会是一件空前绝后的事情。《百美图》里具体而微的多重信息，非此文所能论及。即使以后某一天，立民先生为养老，为医病，若黄裳先生一般将这收藏卖掉，那也并不减损其已经存在的文化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