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几年的筹划和编写，《20世纪北京绘画史》终于和大家见面了。编写这本书的动因，是出于我们至今缺乏一本梳理北京绘画历程的书籍，对北京地方史、文化史的建设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失。

　　北京的传统文化艺术有悠久的历史，北京从古代的一个文化交流重镇发展到明清时代全国的文化中心，积累了包括绘画在内的丰厚民族传统艺术资源。20世纪以降，北京成为中国社会变革的中心地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在这里，中国传统绘画虽然受到了革新潮流的冲击，但因为这里有牢固的根柢，有丰富的古代收藏，坚持民族传统绘画体系的艺术家们仍然以反潮流的姿态，坚守阵地，形成以“中国画学研究会”、“湖社”为中心的“京派绘画”，成为传统绘画艺术在北京得以发扬的重要基础，并对全国的中国画发展产生影响。与此同时，北京地区的中国画家们也在吸收西画观念和技巧方面做了艰苦而富有成果的探索，使其融合为中国画的创造元素。总之，20世纪北京地区的中国画沿着两条主要路线在健康地发展：一条是坚持传统路线，陈师曾、齐白石等人是这条路线杰出的代表人物；另一条则是“以西润中”或“中西融合”的路线，徐悲鸿、蒋兆和、黄胄等人在这方面有杰出的贡献。传统的中国画艺术还得到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植，1957年在北京首先成立“北京中国画院”(1965年改名为“北京画院”)，标志着新中国对守护和发展传统绘画的事业的特别关注。中国画艺术是在不断克服民族虚无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倾向的曲折过程中向前发展的。当今北京地区的中国画之所以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正是由于有不同审美趋向和不同风格的中国画家们在关注人生、关注现实、关注时代变革的同时，都坚持中国画应有的传统文化精神，都重视中国画创作的格调和趣味，“和而不同”，相互尊重，相互激励，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画跟随时代前进的步伐。

　　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其他绘画品类如油画、版画、连环画、年画、宣传画、漫画、水彩、水粉艺术在北京也得到了相应的长足发展。应该说20世纪中国美术思潮的更迭变化，都与北京有密切的联系。1949年之后，北京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艺术家云集这里，各种类型的国内外的美术展览在北京举办，给北京艺术家们提供了可资参考与借鉴的新鲜资源，北京也以宽阔的胸怀接纳来自国内外的新信息、新经验，并从中吸收营养以滋润自己，从而形成包括绘画在内的北京艺术的一大特色——包容性。北京艺术的这一特点，以及它的艺术动向和艺术创作趋势，直接影响全国各地美术的走向。

　　我们在整理20世纪北京绘画历史、“走近”那一段段已经逝去的光景时，心情非常复杂。我们为走过这段光辉历程，为几代艺术家们的杰出创造而自豪，而骄傲；也为我们走过的弯路，为我们不应有的“内耗”造成艺术的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现象，为不少人为艺术事业忠诚献身而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深深遗憾。由此，我们更感到当今社会安定、政治环境和文化氛围的宽松、自由的来之不易，我们应当倍加珍惜。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我们在撰写20世纪北京绘画史时，坚持尊重历史和客观地呈现史实的原则，在充分肯定我们已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也不回避我们曾经陷入的思想误区和走过的曲折之路，目的是为了警示我们自己和后人：决不能重蹈覆辙。

　　当然，在书写历史时要坚持尊重历史和客观地呈现史实的原则并非是一件易事。历史本来客观地存在着，但它显现出来的样子，或者说它给人的印象，却可能是另外一个面貌。这是因为由于种种原因，包括人为的因素，有些史实一度被遮掩或被过分张扬而使原来面貌被歪曲，那就必须要书写历史的人仔细地做去伪存真的工作，还史实以真相。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详尽地发挖、掌握原始资料；用客观的态度论述这些事件和人物与当时历史情境的关系及所起的作用；站在今天的高度，用历史辩证与唯物辩证的方法，分析这些事件和人物的功过得失。不用说，这里需要书写者应该具有严谨的治学精神，有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还需要有眼光、胆识和能力。《20世纪北京绘画史》的写作者们深知写史的艰辛和肩负责任之重大，也是用这种精神要求和鞭策自己的，但是因为限于种种客观条件(时间的限制和材料的匮乏)，尤其限于我们自身的能力和水平，我们的努力离这一要求肯定存在着不少差距。在这本绘画史中，我们肯定遗漏了一些不应该遗漏的事件、人物和作品，而对一些事件、人物、作品的评述与分析肯定有不够确切或偏颇之处，我们恳请读者提出批评意见。不容回避的是，由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的特殊性，个别艺术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活动与创作表现出复杂的多面性，我们如何对这些人物及其创作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也是我们在编写过程中反复思考和讨论的。我们认为，解决好这类问题，既要求我们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和掌握当时的真实情况，也需要我们深刻认识历史人物人性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因此，书中我们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看法，是抱着学习和研究的态度提出的，我们期待学术研究的深入，对这些问题能够有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