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不少人的印象中，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就像一个“获奖大户”，常常能在各类评奖中脱颖而出。最近，由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与山东美术出版社共同编辑出版的十卷本《黄宾虹全集》就获得了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能说说贵社的美术出版物在各类评奖中胜出的奥秘吗？

　　奚天鹰：获奖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获奖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出版物的质量和编辑水准。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是我国首批受到中宣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表彰的15家优秀出版单位之一。出版的《路》、《中国美术五十年》、《潘天寿书画集》、《20世纪中国美术》等6种画册获得“国家图书奖”；出版的《共和国领袖的故事》、《中华少年奇才》、《我的父亲邓小平连环画》等5种书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孙子兵法连环画》、《浙江七千年》等6种书获得“中国图书奖”。作为一家专业美术出版社，我们始终坚持多出好书、多出精品这个原则，把传播和积累文化作为我们的基本任务。比如，这次获奖的《黄宾虹全集》，我们与山东美术出版社共同投资500多万元，花了8年的时间，力求把它做到精了再精，好上加好。为什么这部大画集，无论专家学者、领导和一般读者都给予那么高的评价，因为我们抓住了从21世纪切入的高点，把对黄宾虹的认识提升到从历史、社会、文化的高度，全面地研究他的画论与人生抱负并进行探讨。画集的导语、著述和年谱及释文等三大亮点明显，充分体现了编者的修养和功底。编辑出版这类书是个系统工程，必须精心操作，每步到位。

　　我们是地方专业社，要找准自己的定位，我们的战略思路是“用服务求支持，用贡献求发展”，我社出版物的“三大板块”即美术图书、美术刊物、美术教材都是围绕着美术这个中心展开的。近几年“小而专、小而特”的个性已初显，我们的经济效益也上去了，达到了我们“销售超亿、利润过千万”的目标。

　　记者：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自己定位为一家地方专业美术出版社，是出于什么考虑？

　　奚天鹰：浙江的历史积累和文化内涵都非常丰富，浙江在美术方面的人文积淀非常深厚，历史上有赵孟頫、徐渭、吴昌硕、黄宾虹、潘天寿……等等相当数量的美术大家，又有中国美术学院这样一流的美术院校，只要我们把浙江的美术资源挖掘充分、利用好了，实际也就达到全国美术出版的领先水平。所以我不主张刻意去找高定位，只要踏踏实实地把建设浙江文化大省、美术强省的事做好了，就够得上全国前列了，当然我们不排除做些国家级的大项目，这不矛盾。

　　去年，我们配合本省的活动出版了《人文浙江——美术解读浙江》、《当代工笔画》等明显带有地域特色的画册，反响都很不错。今年我们还准备配合浙江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出版《千秋塑像——浙江省重大题材美术创作作品集》（暂名），及为纪念陆俨少诞辰100周年的活动，出版《陆俨少全集》。此外，还将推出一批普及版的“黄宾虹作品精编”系列，有《黄宾虹临古山水画稿》、《黄宾虹铅笔写生》、《黄宾虹墨笔写生》、《黄宾虹山水册页》、《黄宾虹80后作山水选》、《黄宾虹90后作山水选》等，还有《黄宾虹研究文集》。

　　记者：请问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是如何寻求“学术”与“大众”的契合点的？

　　奚天鹰：首先，市场的细分、读者的细分这是个趋势，这就要求我们要从多个层面去考虑，不仅要考虑专家、学者的需求，也要考虑大多数普通读者的需求，所以我们在推出十卷本《黄宾虹全集》的同时，就着手编普及版了。再比如，我们的美术教材就从两头切入，一方面我们吸收当今世界先进的美术教学理念，我们聘请了美国研究青少年心理的美学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的博顿教授担任我们教材的顾问，给予了许多具体的指导，另一方面我们深入学校做了大量的调研，结合我国国情，制订了“接近社会、贴近学生、学以致用”的方针，更多的是给予启发式的引导。包括教师用书，我们也给了不同层面的几个教案。其次，寻求“学术”与“大众”的契合点还要会“抓机遇”，我们社曾经将《世界文学名著》改编成连环画出版，当时正值恢复高考，很多人买不到世界文学名著也没有大量的时间去阅读原著，这套《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就成为了解《世界文学名著》的捷径，卖得十分红火，销售了400多万册；我们出版的《孙子兵法连环画》正赶上“海湾战争”，全世界都在学孙子兵法，一下子就销售了30多万套；我们曾经出版的大型历史文献画册《路》是徐肖冰和侯波跟随毛主席拍摄的摄影作品，在毛主席诞辰100周年时，我们又将部分照片重新利用，每一幅照片配上一个故事，出版了《毛泽东的故事》，销售得很好，于是我们沿着这个思路继续编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共6本一套称《共和国领袖的故事》，反响很好。今年是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已经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一起在编一本纪念改革开放的普及图文本，名为《开创——邓小平决策改革开放史画》，得到了邓小平女儿毛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10月份正式出版。今年还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10周年，我们已经推出新书《情满桑梓——周恩来在浙江》。

　　记者：近几年浙江各出版社纷纷转企改制，据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已在2005年年底完成了改制，能谈谈改制带来的变化和对文化体制改革的相关建议吗？

　　奚天鹰：改制后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一是内部机制改变了，逐步建立了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并进行规范管理，人的思想观念也改变了，人员减少了，工作量增大了，员工的潜能得到更好的发挥。二是实施了企业预决算制，对产品的产销实施了全方位监控，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也防范了风险；三是顺应时代潮流，从选题开始到印制、销售全程实行了信息化系统管理。不过不管怎么改，一个和谐、良好的工作氛围是很重要的。我们有一个积极向上、团结协作、统一意志的班子，有一支拿得起、拉得出的团队，是这几年一直保持出版社稳定持续发展的关键。

　　至于对浙江文化体制改革的建议，我在2000年有过一个提案，大概意思是：浙江的文化资源很多，哪一项可突破、可拓展、可占领全国制高点的？我认为美术有较好的基础和前景。在文化领域中，浙江的美术优势是全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几千年的文明史，使浙江积淀了丰厚的美术资源。历史上浙江美术名家辈出，有刘松年、赵孟頫、吴镇、黄公望、戴进……直至黄宾虹、潘天寿等许许多多。中国美术学院这一全国最早成立的美术学府又为浙江美术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人才保证。我们社的出版物在全国是被公认的。西泠印社历史悠久，在海外，特别是在日、韩和东南亚有很大的影响力。此外，还有目前全国唯一一家美术专业报——《美术报》。这些都说明了浙江拥有强大的美术创作、教育和出版力量，具有丰厚的美术出版方面的物质和人才资源。如果通过整合，让目前的几家出版单位形成合力，组建成集团，在这个领域冲在全国的最前列完全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