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书法已由文人士大夫的书斋雅玩，一步步走向民间。特别是当代“展厅文化”盛行的三十年以来，书法实质上已演化为一种全民式的书法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各种书法展赛风起云涌，各类书法协会、印学团体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当代书法在具备了广泛的社会群众基础的前提下，其中一部分作者便通过展览迅速脱颖而出，构成了当代书法的“精英群落”，“精英”们来自于大众，但在创作观念、创作水平和审美理想等方面又与“书法大众”逐渐拉开了距离。他们的艺术活动反过来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大众。

　　然而，“书法精英”在影响“书法大众”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来自于大众层面的各种批评和挑战。在网络传媒尚未崛起之前，书法的话语权几乎被书法理论高端和书法精英所垄断，大众在书法上的失语，实质上使得书坛的活动几乎没有了必要的监督，从而导致了书坛各类不良现象的产生。大众与精英之间无形中形成了一道鸿沟，结果，精英们的创作虽然越来越“流行”，而大众却越来越看不懂。展览上的作品，面目愈来愈新，但争议也愈来愈多。精英们也许可以极为自信地认为，大众读不懂他们的作品，是因为大众的艺术观念和审美眼光有问题，尽管笔者也觉得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但这却不是唯一的原因。事实上，很多精英作者在创作方面意识太过于“超前”，即“才情大于功力”，虽然具备较强的表现意识是一个书家应有的素质．但这一素质如果不是建立在具备较好的传统功底(包括笔墨功底与文化功底)之上的话，其反映到创作上，就是古人所讲的“有性无功”。而“有性无功”必然导致作品的普遍不耐看，“不耐看”的作品，即使屡获大奖，其影响也终不能长久。用一句不无调侃之意的话说就是：“年年皆有‘精英’出，各领展览三五回”，书法大众从内心中虽未必看好精英之作，但为了入展或获奖．也就不得不以他们的作品作为自己临摹仿效的对象了。展览“跟风现象”的根源正在于此。

　　而现在网络传媒如此发达，大众利用网媒，也从书法理论高端与书法精英那里分得了一部分话语权，传统纸媒在这种新的形势和语境下，也逐渐为大众发表言论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这是社会逐渐走向文明的体现。而事实上只有大力提倡真正的民主，才可能建立相应的和谐。大众与精英之间应该是一种优势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不是互相轻视或在各个方面形成对立的关系。因为，中国书法要谋求健康有序发展，就必须依靠大家共同的努力。没有书法高端与书法精英的勇于探索和大胆创新，就不可能有新的书法观念与思潮的产生，中国书法就有可能一直在原地打转；但如果缺乏大众这个强大的社会基础，精英也就无从产生。就书法在当下的状况而言，大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坚守在“传统”阵地上的，他们对精英书法的接受程度有多大，一方面取决于精英作品本身的艺术含金量，另一方面也还存在一个“观念认同”的问题。就精英而言，他们也并非完全不注重传统，只不过他们对传统的理解在某种意义上要比大众对传统的理解更为全面而深刻一些。但这绝不是说，凡展览文化意义上的“书法精英”都能如此．有的虽然在媒体上炒得“非常火”，但实际上他们在综合素养上还显然远远不够。因此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法精英，如何努力加强自身的综合艺术修养，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古代意义上的精英书法(也即人们通常所说的主流书法)，特指文人士大夫阶层的书法作品，如钟王、颜柳、宋四家、赵子昂、董其昌等。而古代意义上的大众书法(亦即人们通常所说的民间书法)，则是指非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民间书手的书法作品，如魏晋残纸、地契之类以及北朝碑刻等。这些民间书手的作品几乎是完全出自于实用的需要而作，并非如今人之有意“创作”，但在他们的作品中却蕴藏着十分丰富的艺术养料。尽管这些民间书手的作品在当时很难为文人士大大阶层所真正认可或看重，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作品在世间的留传。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很多民间书法作品的作者至今己无法去考证，但自从包世臣、康有为在书坛上祭起“尊碑抑帖”的大旗以来，“民间书法”便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社会上借鉴取法“民间书法”的风气日盛，一改明末靡弱颓废的帖系书风，由此相继出现了许多卓有建树的碑派大家，所作拙朴天真，金石铿锵，令人耳目一新。这是民间书法第一次正式走上了与所谓正统书法并驾齐驱的历史舞台。从弘扬中国书法，重视民间艺术的角度来讲，包世臣、康有为可谓功莫大焉!

　　传统帖学在明朝末年的江河日下和康、包的兴起，迎来了碑学的日渐兴盛，中国节法的取法范围随之扩大，曾经不为世人所重的“民间书法”被理所当然地作为新的经典进入书法人的取法视野，这恐怕也是当初那些文人士大夫们所始料不及的。

　　然而，由于当代人对傅山倡导的“四宁四勿”的片面理解和在康、包“尊碑抑帖”思想的影响下，创作方面在确实强化了精神气格的情况下，又不免矫枉过正，失之丑拙怪诞，刻意地追求所谓“金石气”，但所作却殊乏“书卷气”。因此，曾经在展览上红极一时的“魏碑行书”，有的作者不免在很大程度上远离了大众的审美趣尚，跨越了大众时代审美承受的最大界限，一时之间，丑书铺天盖地，横行一时，引起了书坛上一场旷日持久的美丑之辩。有鉴于此，一些凭借“魏行”在书界走红的书家又不得不对自己的创作进行新的审视。他们在不断加强自身综合艺术修养的同时，又从经典帖学当中汲取有益养分，将自己的书风进行雅化，以碑为主．碑帖兼融，逐渐达到了更高一层的艺术境界。山东于明诠、四川刘新德等即是这种类型的突出代表。在他们的作品当中，古典性与现代性得到了日臻完美的结合，没有了往日的那分牵强与生硬，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良好的创作心态，另一方面有赖于他们较好的综合修养。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识：那就是碑学在近代的兴起，挽救了帖学的颓靡，而碑学对帖学的过度排斥，又导致了碑派书法的庸俗化、丑化，倘若继续偏执一端，其结果就是造成碑派书法在当下创作方面的日渐边缘化。笔者认为，无论是尊重传统还是反传统．其中都存在一个分寸与尺度的问题。何况在社会日渐走向开放的今天，在经济全球化的特殊时代，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风尚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纯粹的复古已变得无多大实际意义，但对古代经典的过分“反叛”，甚至有意将其“异化”，恐怕也不易为中国大众所接受。这就牵涉到一个“雅俗共赏”的问题。但凡古代大家之作，几乎都能达到雅俗共赏，任何阶层的人都不同程度能够从中得到收益。虽说随着电脑时代的到来，书法已从实用领域退出，而其审美欣赏功能得到了有效地加强。但我们需要反思的是，作为引领时代书法潮流的当代书法精英，他们的作品究竟是要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呢，还是尽量为大众服务呢？面对精英们的作品，书法高端认为这好、那好，但大众却无法知晓好在何处，难道精英们的水平果真到了“曲高和寡”的非凡程度？细究其实，恐也未必。

　　因此．我认为，任何囿于某些“流派”、“主义”圈子里而完全无视大众审美取向的艺术观点，都是偏激的、狭隘的、带有情绪化的，既不利于整个书坛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具体“流派”和“主义”自身的发展。书法既不需要“伊甸园”，也不需要“乌托邦”，但书法却实在需要中华民族乃至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士了解、研究、探索、呵护。面对古代众多书法大家，然后看看自己，我想，书法大众需要反思，书法高端需要反思，书法精英更需要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