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原：

　　你好，斯先生可忙？

　　书闲：

　　最近较忙，一本书正在杀青，4月中旬要交给出版社的。

　　你的《书法“非常道”》已开始发。

　　朱中原：

　　好，恭等出版，先表祝贺。

　　续稿我随后发来。

　　书闲：

　　书法“非常道”这个选题很好，估计也会有出版社感兴趣的。

　　朱中原：

　　先把文字写好，出版事宜以后可考虑。

　　目前书法的学术研究缺少春秋笔法，也缺少吸引普通读者之处。

　　书闲：

　　书法评论有两大类群体：一类是“在朝”的，为当道者唱赞歌；另一类是“在野”的，喜欢讲一些真话。

　　朱中原：

　　要么是研究技法的，要么就是研究高深的学理，这两者都难以真正深入公众。

　　书闲：

　　走这一路子，“学术性强”，对评奖、评职称有好处，不得罪人。

　　朱中原：

　　是。在我看来，当今中国还很难说有真正的书法批评家，当然，批评的环境本身也制约了批评家的诞生。

　　一是批评环境和生态的制约，二是批评者本身的知识积淀，三是缘于中国传统固有的伦理环境。

　　体制内的人不敢批评，体制外的人又难以获得生存空间，关系好的人又不好批评。这些都是制约因素。

　　书闲：

　　环境是靠人创造的，邵飘萍先生“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堪为写作者楷模。

　　朱中原：

　　是的，我认为邵飘萍先生是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和传媒人。

　　按理说今天的中国应该是一个和谐社会了，但批评的环境竟然还没有那个时代那么好，这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书闲：

　　先贤身家性命都敢于搭上，为书法事业说几句真话，总不至于“光荣就义”吧？大不了牺牲一些“既得利益”。况且写文章拿几块薄薄的稿费，也无所谓“既得利益”。

　　我行我素，何惧“环境”好坏？

　　你也不要指望骂了别人，还让别人拍手称快吧？

　　朱中原：

　　你说得在理！我认为，这里面，主要还是两个基本的问题：一是体制的问题，二是批评者自身的问题。

　　其实，当今的批评者都是很尴尬的。

　　书闲：

　　体制靠一介书生无法改变，我们能改变的只能是自身。

　　朱中原：

　　我的意思是说，批评者自身当然需要改变，但要改变的恐怕不能仅仅是批评者，天底下所有为书法、为文化的人都需要改变。作为一个批评者，说实话，我深感体会的是，来自于各方面的攻击倒是次要的，主要的是，倒被别人认为是不以为然。当然，作为一个批评者，我觉得主要的应该是坚守，而不是看别人的反应，但我想说的是，在这个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有时批评确实是太微弱。或许，这可能正是批评声音太少太单薄的原因。

　　作为一个批评者，我觉得我们所要思考的，不仅仅是批评本身，还应该是与批评有关的所有问题。当今书坛，是一个重吹捧、不重批评的时代。

　　书闲：

　　你说得不无道理，但书法批评是极“小众”的事情，不可能引起轰动效应。因为关注的人不可能太多。记得有人问李泽厚，如何看待于丹评论语成为畅销书的现象，李泽厚回答：如果我的书也变成畅销书，那就失败了。书法批评的曲高和寡是正常的。

　　朱中原：

　　你所说的我赞同，但我觉得这只是个市场的问题，与我所说的还不是一回事。我所说的仅仅是批评在圈内人的生态问题。如果要说小众的话，书法相对于其他行业来说，绝对是小众中的小众了，哈哈！

　　书闲：

　　从事书法批评注定是寂寞者的事业，要求书法评论者只能是淡于名利，默默做自己的案头功夫。

　　朱中原：

　　这个当然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