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第30版）其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卫协在谋求中国画不断创新思想的支配下，寻思着中国人物画新的精神境界与感觉，在绘画中充分吸收印度佛教画风，对当时还比较粗糙的中国人物画进行了笔墨技法上的不断改良，终使其渐见细微。卫协以自己的非凡潜质、心力和不懈的努力，在当时把中国画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的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隋唐时代，是中国书画艺术由成功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阶段。

　　这个时期，由于宗教艺术的世俗化，由于创作题材生活化，由于中外文化一体化，艺术与艺术家在精神家园共有、百家诸长共存、创新意识共生的时代背景和人文环境下，广泛吸收历代画家们的学养，汇取诸家绘画之优长，穷古今之神变，测中外之幽微，成盛世之教化，不断吐纳蓄锐、自我修善，从而很自然地突破了历代相法的樊篱，在国色天香、万千气象中，把中国画推向了鼎盛的时代。

　　五代南唐时，中原地区战乱不息，艺术繁荣局面惨遭破坏。相对的江南南唐和西蜀之地却偏安一隅，招致了江北广袤土地上无数书画名流的归附。南北文化的交融，为书画艺术创作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时代机遇与环境条件；加之统治者对书画作品的酷爱，因而独辟蹊径的悉数扛鼎人物，诸如顾宏中、周文矩等，他们以独创性的大手笔，自开了写实性主题画的一面，在隋唐与两宋之间搭起了一座史诗性绘画风格的过渡性桥梁。

　　当绘画有了自己的院体与学科，成为一种职业而介入市场时，艺术创作具有明显的个性化与商品化的特色时，历史已迂回到了大宋王朝。

　　这一时期，由于政治因素的影响和画家个性张扬的需要，自然、写实、简练、意蕴成为绘画意识的主流，标志着中国画在实用上相对于传统有了实质性的突破。武宗元的宗教画、李公麟的人物画、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

　　辽、金、元代，是汉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文化在冲突中相互吸纳、转化从而和谐于一体的最富有历史特色的时期，强烈的冲突并没有使汉文化在新的政治氛围中消衰；相反地，在共有精神家园日益凸显出迫切情形的时代背景下，汉文化的强大同化功能却在既斗争又和解的政治格局中日显自己话语的优势。这一优势，最终导致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对全面汉化文化政策的切实推行。辽太祖阿保机建国不久，就曾听从耶律倍的建议，推孔子为万世之尊。因而辽、元时代的文化在各方面均普遍反映出汉化的迹象。

　　这一情形在辽乐、元曲及绘画艺术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山西芮城永乐宫的巨幅壁画图，可以说是汉蒙文化交融后，辽阔的草原背景及马背文化强烈的冲击力对元代艺术家巨大影响的必然结果。千百年来用笔上的种种技巧，使一个融合文化支配于时代的无际思想境界以及无限的道释风光，都在鸿富汪茫的壁上大观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面对史画与画史，人们不能不为民族文化的共存、民族精神的共有、民族情结的共生而对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传统产生深深的敬仰之情。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萌芽，新的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日见滋长，这就无形中加剧了传统观念同新的思潮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宗法强权和西方思想的双重影响下，画家们一方面用灰色的情绪笔调在绘画中悄然抒发自己对已具有初步殖民特色的文化氛围的不满；一方面又自觉调节精神思想上同社会现实不相适应的那一部分，在试图创新着中国的水墨画。要么，就是拒绝现代性，要么就是试图西化，在明末清初的艺术群落中，这种彷徨、徘徊的情形普遍存在。这就一方面促进了中国画的不自觉创新，一方面又显然削弱了中国画于扎实写实的潜功性一面。

　　特别是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打开了一个漫长的、闭关自守的封建大国国门。工业本身的近乎零存在的对比、官员本身的麻木不仁的反差及武装力量上的天壤悬殊，透彻显示了当时的中国人于本质力量上的薄弱。

　　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在阵痛与迷惘中寻求图强的道路。他们试图从中西文化的对比中，用一种比较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对先进性思想的诉求。

　　1895年，《万国公报》主笔沈寿康提出了革故鼎新的著名“中体西用论”。他言辞肯切地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1898年，洋务派的实力代表人物张之洞对“中体西用”论作了更详细的阐述，提出“不可变者为体，可变者为用”的观点；并明确地指出：“……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从而进一步确立了这一论断在致用于文艺上的重要地位与作用。

　　戊戌维新运动发起者之一的康有为，曾结合中国传统绘画的改造，提出了用西洋画的扎实造型来弥补传统人物画于写形不足的主张。他感叹地说：“全地球画莫若宋画，所惜元明后高谈写神弃形，攻宋院画为匠笔，中国画遂衰。今宜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刘君海粟开创美术学院，内含中西，它日必有英才。合中西成新体者其在斯乎”！他所讲的，就是中国画技在吸收西方科学成分中的精进。

　　梳理中国艺术史的线索，洞察绘画与生活的渊源关系，即不难看出，中国画的盛兴与式微的主要原委，无不与社会的兴衰、时代的变迁及艺术家内心世界与生活环境和谐的程度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只有在充满激情和社会责任感的精神力量的支配下，使艺术家们自觉投入于火热的现实生活和社会潮流，才能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具有强烈影响力的艺术作品来。

　　艺术创新的历史实践已充分证明，融古今以生新风，合中西而成新体，融生活而确立新意，是中国绘画艺术在当代得以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它需要悉数有作为的艺术家同心同德、殚精竭虑、矢志不渝、艰苦卓绝地努力，从而能把百年来、千年来人们企盼中国画大兴于世的梦想逐步变成现实。

　　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地域性

　　文化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它的核心价值对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言，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上。

　　受一定的地域性传统习惯势力和物质水平的影响，它会在荣辱、爱憎、是非、善恶以至于祸福、吉凶等观念上明显反映出认识的种种差异。寻思着如何用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思想潮流，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效抵制来自各方面的没落负面影响，便成为当前精神文明建设在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需要认真研究和切实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

　　这里，我们不得不先从客观的层面上粗略地探索一下一定的传统历史文化与其所处特殊地域环境的共生模式关系。

　　辩证地、唯物地看，不同属性的文化所赖以存在的共生体，包括民族、种族、宗族等，是形成文化自身体系的基本客观条件，因其类别与层次的不同，所以它所产生的本体文化与文化本体的特殊性与实质在很多方面是大不相同的。研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实际就是研究环境与共生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就是分析事物之间信息和能量交换的方式和结果。

　　由于研究的方向、方式、方法的不同，其结论也往往在意向所指上大相径庭。同样是在德国所产生的辩证法，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崇尚理想化的民族国家，坚持唯心主义；而以研究黑格尔为突破点的马克思却将旧的思想方法同新的唯物主义相结合，使其发展成为崭新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因而，在地域性的特殊矛盾的分析、解决中，寻找不同存在对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念）形成的决定作用，以归纳共生系统进化的一般规律，使差异能与核心体系实现非对称性和谐，从而在更高的层次上完成对立统一、使事物不断朝着人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就已经是和谐文化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所要悉心关注和竭力解决的问题了。

　　作为地球村上最完整、最厚博、最结实的一块大陆架，青藏高原无论是在经纬的任何维度上，都具有使生灵的生息充满传奇与诗意的潜质。

　　幽思于西藏区域外来文化同本土文化相融合的漫长历史，人们不能不为文化融合而使社会繁荣的史实所感动，不能不为历代的风云人物、文化精英的壮举所折服，正是由于他们艰苦卓绝的努力及巨大贡献，才使中华民族的大家庭空前团结、空前壮大。

　　文物是历史文明的见证，是历史文化的形象诠释。作为佛学一直占统治地位的一个特殊地域，西藏的文物遗存素来以品种繁多、门类齐全、特色鲜明、价值不菲而著称于世。以布达拉宫为核心的大昭寺、昌都寺、扎什伦布寺等，如同星座般的博物馆，收藏着全世界最宝贵的珍稀瑰宝，人们无法用常数来计算它们自身的绝对价值。从中，不仅可清晰检索出西藏历史发展的曲折轨迹，清晰看到西部人文沃土上工艺制造的绝对水平，而且作为一种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的体现，这些文物还形象勾画着汉藏文化、外来文化在一定历史时期交汇融合的清晰轮廓，成为人们解读区域文化史以至国家文化史弥足珍贵的史料。

　　同一切事物和现象一样，文化价值的普遍观念总是融寓于区域的特殊差异之中。因而自觉构建文化科学体系，就是要在研究区域文化特殊性具体过程中，准确把握客观环境与文化共生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过程，就是要在事实基础上深入分析事物种属之间文化信息与能量的交换方式及最终结果。只有在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点和诸多区域性生态原点上确定了正确位置，才会在不断的整合中自然架构起坐标一样的文化科学体系。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它的核心价值观念主要表现在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精神上。过去，靠着丝绸之路和民族联姻，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物阜民丰、万邦和谐的历史辉煌；改革开放的火红岁月，青藏天路的修建与人才援藏，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繁荣昌盛、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通道与天地，相信，只要在核心价值观念的共识上，调动各民族大众、精英的自觉性，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繁荣与大发展，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会伴随着中华文化的大兴于世而辉煌荣盛。

　　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与历史性

　　从人类学的角度看，文化首先是一个民族概念。这个民族存在的地域，决定着这个民族文化观念的特质，而这个民族发展的历史，则决定着它所具有的文化观念的特性，正是这主客观两方面所共生的本体文化特有性质，使各民族所独有的文化在价值观念上便反映出种种的差异。所谓的一个国家的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说到底，就是在差别中求同质，在异类中找共性，强化双向影响，促进相互和谐，使不同民族文化在核心价值体系上基本趋于一体化，从而实现各自价值的理想转换。理论上，所谓的“共有精神家园”观念的确立，就是对精神文明创造过程中所研究的民族文化的特有性质进行合乎客观历史的准确概括。实践上，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就是采用科学手段，致力使差异性的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在不断融通中超越地域范畴，从而自觉进入历史性的层面。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进向自由的一步”，这既肯定了文化是不断发展的这样一个基本规律，又简明地指出了先进文化本身独有的性质。

　　所谓的理想的人，实质就是一种自由的存在。为了这伊甸园般的诗意生活，人类曾在历史上上演了一幕幕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故事，又在当代以改革创新为己任，用大手笔谱写着自己的壮丽人生。

　　中华民族在一个复兴的伟大历史时期，亟需要对这两种精神大力弘扬，我们不仅需要共享文化创造所带来的发展成果，我们还需要把这种创造和成果向东西方世界推扬。在一个多元文化相互冲突的时代，我们更需要向同道和不同道的国家、民族学习。

　　作为一个友好邻邦，俄罗斯在很多方面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9世纪至20世纪期间，这个英雄的民族便在自己的国土上彻底打败了号称头号枭雄的拿破仑、希特勒和他们的侵略军，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神话。

　　这个英雄的民族在思想觉醒后，通过一系列的革命运动创新了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更为重要的是，它在无穷的历史追忆、探索和现实的改革、创造实践中，创立了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列宁主义，凝聚了一种为人类所应共有的、为理想化的社会而英勇奋斗的不屈的民族精神。

　　正是核心价值体系上为人类所应共有的精神力量的存在，使得俄罗斯民族历史演变和现实建设历程中的所有文化遗存，都成为全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当你站在莫斯科红场列宁的铜雕塑像下面聆听苏联国歌旋律的时候，当你站在涅瓦河上阿芙乐尔号巡洋舰艇回思那打响十月革命第一炮的时候，当你站在彼得堡罗要塞重忆二战硝烟的时候，你不能不为俄罗斯人英勇抗争、用生命与鲜血来争取自由的不朽精神所感动。世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列宁、斯大林、朱柯夫、阿尔捷米耶夫等这些领袖和英雄的名字。

　　由于这种历史英雄主义和创新精神的存在，才使俄罗斯的文化和艺术始终没有被西方思想所蛊惑而偏离自己的正确方向，始终在现实主义的主旋律中亮丽鲜明地显现着民族色彩和强烈的人文情怀。

　　闪耀在俄罗斯文艺史上的喀山大教堂、花岗岩圆柱、马马耶夫山冈纪念碑、二战胜利纪念碑、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尼古拉·卡拉姆津的《俄罗斯国家史》、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等，至今仍在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心头闪闪发光，成为他们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力量源泉。

　　（下转第3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