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本体意义

　　从艺术的形象思维和哲学的理性思辨两个角度全面观照一下，就会看出，“文”字的本身含有两层意思：“亠”是一个形象化的符号，表示灯具与火苗，或表示太阳刚从地平线上升起，这样，这个符号图式便具有光芒普照、使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的指归；“乂”是个会意字，指治理，使天下安宁、稳定。如此，这个“文”字便具有用普照世界的太阳一般的思想去治理社会，从而使天下得以安宁的意义；“化”字是个意象化的符号，它形象地表示出“人的武器”（匕首）或“折服人的武器”的意义。如此，联系起来，“文”与“化”两个字所并列的“文化”一词，便明显地具有一种光芒普照的思想是人类用以治理世界的有力武器这样的基本思想观念。这是“文化”词语的本体意义或本质的意思。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在远古的时代，中国人、中国的哲人便已从自然和社会现象中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和普遍意义。

　　文化是图造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武器，有了这种普照人类共有精神的文化，人类的最高理想——“大同世界”才会在事实上逐步成为现实。

　　从初级“大同”走向“大不同”，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必然；从中级的“大不同”走向高级“大同”，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必然历史。在这其中，用文化来观照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图造，便有着终结一切违反辩证唯物法则与科学发展观的意指，有着肯定社会人在推动历史前进中重要作用的意图。

　　汉代刘向曾断称：“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而后加诛。”故而《易·彖》有云：“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些都是人性化、社会化对文化的正确理解。

　　近代改良派的先驱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对文化作了更切近于致用意义上的解释。他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能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鲁迅先生也曾于人本主义的角度感叹地说：“久浴文化，则渐悟人类之尊严。”

　　中国和世界的文明发展史无不证明：“文化上的每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对人类的真正研究，将被证明不是关于人的研究，而是关于文化的研究”。

　　中华文化的影响及本质力量

　　狭义于黄河、长江流域，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体系中最主要的一支，曾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产生过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包括以哲理性的意义符号来反映人类思想意识的文字创造在内，“五大发明”传播到遥远的欧洲后，照亮了西方的工业发展和社会文明发展的道路；当5世纪末至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千年黑暗时期，中国的先民却在黄河流域的广袤土地上创造着大唐盛世的辉煌。的确，如果不是13世纪及14世纪100年间西方同中国在真正意义上的接触，也就是西方的旅行家、传教士、商人将中国的文化、产业信息带到西方，没有这些启蒙，欧洲的工业革命和文艺复兴，至少要推迟半个多世纪。

　　16世纪，哥伦布对于海上航道的伟大开创和基督教远征东方各国的史例，加强了中西经济的往来和文化交流，中国文化的本质力量在西方人的面前日渐清晰，终于在200多年后形成了“中学西渐”的局面。

　　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孔子一个人的思想影响几千年的人类史深为折服，伏尔泰就曾认为欧洲“应该效法”。

　　事实上，中国文化的确具有阳光一般的影响力量，其生命之力永世不竭。当前，在全球化文化激烈冲突、传播世界和霸权文化被美国的英特网鼓动得似乎无坚不摧的时候，中国的在线波频上，依旧能听得到红色记忆和《国际歌》的铿锵音响。

　　用唯物主义的文化史观来观照一下，不难看出，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一个遗留下了完整的五千年智慧、完全保住了自己悠久文明的国家，其本质原因，莫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既定了的顺天应乎人、大而以化之的本体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这个“大化”就是广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生存、共存意义上的完美和谐。正是由于中国人善同自然和谐、善同社会和谐、善同他人和谐，才使自己的民族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相沿维系地保存了下来。

　　和谐的哲学本义及文化共存

　　如果要参照中国的历史实践来认识孔子的学说，可一言以蔽之：和而以谐。

　　具体地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一贯所称道的所谓“和谐”，其哲学本义就是“中和变通后的相谐于律”。这个变通即化机，指事物在矛盾冲突中的相互吸纳、转化的契机。它既具有一分为二的必然性，又具有和二为一的可能性。正是在这一以贯之的分分和和中，不断促使了事物向更高层次的螺旋式发展。老子的“一道生万物”，《易经》的“执中而尚和”，孔子的“和而不同”等精辟论见，都是和谐在同质意义上的各种表现形式。所不同的，就是老庄玄学强调怀柔善导、以静制动；而《易经》的主张却是刚健重行、以动求静；孔子则兼而有之。虽然方式、方法不同，但都在相反相成中，促使了事物向和谐的必然回归。

　　行为意义上的这种和谐，就是一种善包融异己的豁达胸怀，它使中华民族如日之升，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沐泽、和合了诸多民族兄弟与异邦朋友，使中国不断在睦邻友好、相辅而行中逐步走向繁荣昌盛。其中，最著名的一个史实就是流落在开封的一些犹太人在中原雄阔的自然环境、豁达而善交往的民族风俗及中原人那种敢于走闯、不屈服于困危精神的影响下，自觉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与几千年后中东地区战火不息的现实，形成了多么明显的对比！

　　事物的发展再次证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保持人类持久和平的根本大计。只有在社会人的意识形态上确定了其文化观念的核心价值体系，也就是在人的思想上产生了各尽其能、为之奉献的精神自觉之后，这个目标的实现才会成为可能。

　　科学地看，所谓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物种共生现象在社会文化理念和人的思想、行为意识上的客观反映。生命形式的共有取决于事物双方的共存，唯共存才得以共生。而这种产生在事物内部关系上的共生现象，是事物不断进化的力量源泉。寻思着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有效处理不同文化形式在传承之间的微妙关系，尽可能寻找和集合不同事物间相同和相似的有效因素，在最大程度上充分发挥其潜在的中和作用，以利益最大化、最优化地建构一种全球性的、相对统一的共生文化体系，促使不同背景的事物能在自身和双方的发展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赢，便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这也是科学解决全球化文化冲突矛盾、促进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经途径。

　　当前，国际间的文化冲突日益加剧，对抗性的矛盾和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排异问题更趋尖锐复杂化。这就要求对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内涵的重新认识、重新理解，以利在和解民族争端、促进社会和谐的方向上有一个准确的把握，于方式、方法上有所创新，从而使时代潮流不断朝着人们所预期的方向发展。

　　艺术创新的实践与传统文化的发展

　　艺术是文化范畴内最富有活力与表现力的一种形式。以审美为主要特征的艺术，比一般形式更容易产生教化与美育上的实质作用。

　　其原因在于艺术之体是一种活生生的感知形象，它可以以自身独有的通感方式使人获得一种微妙而难以言表的特殊感情体验，使人在不自觉中悠然进入一种非常惬意的精神境界，从而在意识的层次上自然产生为人们所希望的那种心理需求。

　　孔子所谓的“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心目相游于艺，思想境界为开。人在心物感应中那种情绪性的变化与升华正是和谐艺术的妙曼所在，也是艺术和谐的宗旨所归。

　　因而，艺术的不断创新，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建设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深入研究艺术创新的历史实践，对于建设中华民族乃至人类共有精神家园，也便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纵横而观，自汉魏以来，中国文人的潜存思想意识日渐与儒家独尊的思想形态相剥离，逐步趋向对自然与生活的崇尚，审美领域自觉能动与心力的释放，使他们有可能对人文资源与生活源泉中的诸多具有审美价值、具有利于自我价值体系不断构建的原生素材进行整合与提炼，从而发现书画艺术在与自然、历史相交合而延伸过程中的种种冲突矛盾与共生契机，进行锐新的再创作与理论性的总结。因而这一时期突破战国秦汉以实用为目的而独具审美价值的所谓“文人画”已开始出现，文人书画家如顾恺之、宗炳、顾宏中、阎立本、吴道子、周眆、张萱、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等相继脱颖而出。“观道”、“畅神”、“士体”已成为当时文人书画的主要特色。

　　这一时期，精神的独立和创作的自由，使秦汉以来日见张扬的古代“士”（气）的传统在不断创新中自然成为中国文化艺术思想的主流，成为文人画家重身份、轻名分的自我意识的主宰。在人性与人本上的执意求企，使其精神理念的思维高度明显超越了一段历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政权分裂，矛盾尖锐，战争久久不得平息。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经学束缚的不断突破，玄学的发展异常迅速，这就促进了逻辑思辨的自由探索风气。佛学这时也传入中国，这又给古代的文化及文化人的精神家园增添了不少的新元素，加之西方求法潮流对中国的波及，自然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促进了汉文化同少数民族文化的交流，这就在古、今、中、外及地域性的不断综合中，自然创新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固有特色，刷新了文化人思想上只囿于民族本身的不足的一面，促进了他们对当时社会生活不断和谐的自觉，因而这一时期的绘画艺术，便出现了丰富多彩而各见性情的明显特色。同时，这一时期由于统治阶级对艺人使用方法上的变易，更促进了颇为壮观的专业绘画队伍的形成。卫协、陆探微、张僧繇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代表人物。

　　从创新的角度来观照，卫协是这段历史中值得一提的重要人物。卫协的画，不仅重视人物内在气质的充分表达，而且很重视外观形态的逼真描述，使形神兼备的艺术特色在当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影响了一代人及几代人。（下转第3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