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第32版）富有创意和效益的文化生产方式、广泛快捷的文化传播体系也正在陆续形成；整个社会机制已逐渐能适应社会主义文化新业态的锐扩与进取，这就使得艺术自身的视野从纯文化中解脱了出来，正在以效益、效应的双重价值、高速转换的态势成为世界艺术角逐舞台上很重要的一极。

　　云南省在民间艺术开发上所推行的“一乡一业”、“一村一品”战略措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是继日本“造乡运动”、台湾地区“社区营造”运动后，于社区和乡村艺术产业开发上一个成功的实践。

　　同城扎染之乡、新华铜器之乡、旧州绣球之乡、纳西古乐之乡等等，如同灿烂群星，在充分发挥自身特色的同时，组成异彩纷呈的民族多维艺术体系，共同提升着区域民族艺术的原生风貌，创造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仅一个扎染厂，每年的产值就达到２０多万元，人们不能不承认艺术品大盘运作的强劲走势对单项个股的明显影响作用。

　　即便是对于绘画艺术而言，只要不是孪生式机械翻版，大机器规模性的产业化行为仍然具有巨大的市场商机，也具有着十分重大的社会意义。

　　《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一书的作者——法兰克福学派的本杰明就曾指出：“艺术和技术的进步为民主和解放提供了机会”，他认为艺术品的复制可以把艺术从宗教仪式的古老传统中解救出来。

　　在现代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国家实质上就是通过文化的工业生产进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文化艺术工业以超速的廉价效应控制着大众化的精神消费，消解着人们对不民主、不公正社会制度的否定意识，从而使资本主义赖以维护自身统治。

　　社会主义文化科学体系的自觉构建

　　进化论的创立者达尔文曾十分感慨地指出：“最后生存下来的物种既不是最强大的，也不是最聪明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其原因主要在于独存的物种群体在内外的协调合作中顺应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自然机制，从而大大加强了自身的竞争力。

　　以之来观照复杂社会机制下的民族文化竞争，不能不意识到内和外谐的科学体系的自觉构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生存、发展的极端重要意义。

　　对于文化的第一形态，马克思肯定地说：“是一本打开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作为万物的主宰，人总要在生命的历程中实现自我，这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因而在确定文化科学体系的基点（价值体系）的时候，必须把“自我实现”作为第一要义界定。图示如下：

　　

　　

　　

　　

　　

　　

　　

　　

　　

　　

　　

　　文化作为一种物质财富的载体，它的直接效益体现在利润上，这是文化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因而要明确强调，见上图。

　　所谓的“自我实现”，实质上就是精神归宿。它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决定因素。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这种精神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这自然也是自我实现的主要目标。图示如下：

　　

　　

　　

　　

　　

　　

　　

　　

　　

　　

　　

　　

　　生命的差异性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社会属性，决定了人们在认识和行为上的不同。

　　激活个体竞争，促使群体效应，以利在与时俱进中自觉实现自我价值的转换，便成为机制设计上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国家荣誉制度的确立是我们党面对客观现实所做的正确决策。它必定会为生存、发展意义上的全民创新提供强大而持久的推动力。图示如下：

　　

　　

　　

　　

　　

　　

　　

　　

　　

　　

　　

　　国家设立荣誉制度的目的，在于表彰那些在各个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的文化工作者。这无疑把一些尖端区域的业务精英推上了一个全新的平台。知识技能的优化组合，精神热情的凝聚融汇，必定会自然形成爆发性、超常性、跨越性的核心竞争力，在一个需要在世界文化前沿阵地有所作为的时代，充分发挥出一个崛起的民族应有的智慧和力量。

　　对于文化价值与业态的核心竞争力而言，应对什么样的机制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

　　所谓的“机制”，就是一个具有控制机能的工作系统，它反映着自身功能在机体构造及相互关系如何有机合作的独特作用上。

　　作为文化科学体系中的机制，既是粘合剂又是催化剂，它促进着体系中事物价值的相互转换，有助于其生存发展。其关系图示如下：

　　

　　

　　

　　

　　

　　

　　

　　

　　

　　所设计的机制体系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层次，是类似自然选择、有利于趋利避害的“自然机制”；第二层次，如同人工选择，是利于挖掘内在潜力的“社会机制”。二者互为依附，共同促使着体系的生存与发展。如图所示：

　　

　　

　　

　　

　　

　　

　　

　　

　　

　　伴随着商品而出现的市场经济，极有利于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因而在运作的过程中，相应便产生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这种机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表现为两种形式：自由贸易型和政府指导型。自由贸易，利于多维积极因素互动，使文化价值转换的效益成倍增长；而政府必要的控制和调节，则利于多元文化的相互融通，增强了文化商业社会化运作的活力，政府指导与自由贸易的优势互补，便会自觉推动着文化事业与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一个国家、一个大范围地区出现经济周期性危机的时候，这两种类型的市场机制形式则可以充分发挥出杠杆的巨大作用，使经济迅速出现转机以至繁荣，从而保证文化产业在国家经济链条上的正常运转。

　　１９２９年，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遭遇了灾星。美国股市的全面崩溃导致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实用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全面、系统、深刻总结了市场上极端主义所造成危害的全过程后，写出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提出了政府对自由市场全面干预的主张。事实的结果是，不仅有效抵制了经济危机，而且使权力引入市场的理论成为社会经济学的一个崭新概念。美国著名的罗斯福新政便是这种经济文化理念的产物。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开始同传统的经典性相脱离，日渐显示出通俗化的趋向。企业型的大众文化、手工型的精英文化及网络型的普及性综合文化不仅各领风骚，而且在一种利益驱动下的默契合作中，形成一种意识形态和生产业态的巨大潮流，强烈地冲击着世界的各个层面和各个角落。结果的事实是，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强大压力。

　　党的十七大认真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旗帜鲜明地提出：“要运用高新技术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加快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以增强国际竞争力。”使中国能在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取得“反文化围剿”的最终胜利。

　　目前，我们不仅在一般性的文化产业的研究与实践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在网络化的产品制造上有了许多重大的突破。

　　系统决策已成为较完整的科学体系。它不仅可使成本的最佳底线和效益的最大化日益成为现实，而且以最优化的结构方式和综合效益检验并修正着文化科学体系的自身系统。

　　在使用核心技术创新企业产品使核心竞争力转化为竞争优势方面，我们不仅已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形成了为自己所独有的模式，而且在网络化制造方面，赶超了世界先进水平。

　　西方的各种媒体也在以事实和预感，大谈着中国文化网络和网络文化的威胁态势。图示如下：

　　

　　

　　

　　

　　

　　

　　

　　

　　

　　

　　

　　

　　

　　

　　

　　

　　

　　

　　

　　最后要谈及的一点，是有关“中介发展系统”方面的问题。

　　所谓的“中介组织”是存在于市场和政府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主要表现为行业协会的形式。

　　在ＷＴＯ规则不断深入、政府职能不断转变的今天，“中介”已日渐成为文化生产管理的主角。这并不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独有现象，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

　　我国行会最早在春秋时出现。《论语》中曾有“百工居肆，以成其事”之说。这里的“肆”，就是一种行会组织。汉代时，称其为“行列”，隋唐后则称“行”。据《中国史稿》所记，规模较大的都市经营同行多了以后，就产生了“行列”、“行会”，负责处理官府和市场之间的一些问题。

　　按照不同的职能、职责，中介组织大体可分为行业中介、科技中介和金融中介三类。

　　其中，行业中介，或者称行业协会，主要作用是通联、参谋、合议，有助于国家市场立法、利益协调、信息交流。促进国际、国内的商业性合作，利于从侧面加大文化产业的市场效应度。

　　科技中介，主要作用应在于科技资源的合理搭配，以利于文化产业自身价值在创新中最大化转换。

　　金融中介，业务的主要范围在保险和投资两个方面。通过社会调查、分析、评估，为市场准入提供第一手可信资料。

　　中介组织的介入，有利于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有利于资本的最大、最优转化，有利于各种矛盾的有效化解，促使文化事业、产业在公正、公平、公开的优越环境中逐步实现永续性的快速发展。图示如下：

　　

　　

　　

　　

　　

　　

　　

　　

　　

　　

　　

　　

　　

　　

　　

　　

　　

　　

　　

　　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