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绘画理论史上，有一桩著名的公案，就是犬马与鬼魅孰难孰易的问题，反映了春秋战国至宋元时代中国绘画美学审美观的变化。先是战国时韩非提出：“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馨于前，不可类之，故难。鬼魅、无形者，不馨于前，故易之也。”在韩非子看来，鬼魅是没有实在的形体的，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随意发挥，所以简单；而犬马是实际存在、经常可以见的物象，画家在表现的时候必须与现实形象相符，所以难。这个论述其实包含了两个要点：第一，绘画以重形似为基本要求；第二，形似的创作难于想象的艺术。这种思想延续至秦汉，《后汉书》张衡传中也有类似的描述：“画工恶图犬马，而好作鬼魅，诚以实事难形，而虚伪不穷也。”也说明在绘画艺术发展初期，形似的把握是最难的，还没有发展到强调艺术想象重要性的时候。

　　到六朝时期，中国文艺创作与审美都有大的发展，绘画美学发生了重大转折，影响至今。绘画的功能从“存形”，到开始重视表现物体的内在气质和神韵。唐宋之后，犬马与鬼魅的难易被重新定义。宋代文人欧阳修说得最明确：“善画者多云鬼神易为工，以位画以形似为难。鬼神人不见也，然至其阴戚惨淡，变化超腾，而穷奇极怪，使人见辄惊绝，及徐而定视，则千状万态，笔简而意足，是不亦为难哉？”从此，中国画开始进入了追求神韵的时代，形成了中国画的独特风格。即无论是山水、花鸟或人物，首先要写神。这成为绘画艺术中审美意象的本质，并成为中国画论的核心思想。可以说，由重视再现，到重视艺术想象，是绘画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从宋代之后，“传移模写”，就被当成是“画家末事”了。

　　因为中国绘画较早地走向重视想象，轻视写实，相比较于山水画、花鸟画，对于人物形象的描绘历来是中国传统绘画的“弱项”，中国画最难画的是人物。但也是这种“重神轻形”的美学观念，给中国的人物画以另外一种美学，那就是想象力丰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现实中出现过中众多的人物，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也想象创造了众多的人物，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神话人物、英雄、仕女、宗教人物等等，因为他们本身许多是人们在长期的生活中积累形成的，经过艺术家的想象与创作而定型，所以本身就是艺术性的综合。在中国绘画发展的过程中，许多人物被重复塑造、创造。丰富的艺术表现满足了人们审美需求的同时，也丰富着中国绘画的大花园，在艺术史迹中呈现过夺目的光彩。

　　这种创造的步伐在近代以来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进入新时期以来，由于与强调写实的西方艺术的融合，相比较于近代之前，人物画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些人物被更多地赋予新的形式，如《西厢记》、《红楼梦》等文学人物，以及众多的宗教人物、神话故事人物形象被创作出来，深受广泛人群的接受、喜爱并流传，成为美术史上的经典形象。在这样的背景下，湖北美术出版社策划出版了由苏国强编辑的这套名为“古代人物造型系列”的图书。这套图书分为历史人物、仕女、佛教人物、道教人物、传说人物等数辑，每辑选取了一百个典型的人物形象，并由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人物画专业的陈艺等实力派艺术家绘图而成，是艺术家们在广泛搜集资料，综合众多历史图像基础上的又一次新的艺术创作。因编者本身也是学院人物画专业毕业的高手，所以在策划、编辑过程中眼光独具且要求颇高，把关亦严。虽然书中表现的多是文学人物或传说人物，但在比例、面庞、手及衣纹结构上都符合人的视觉要求，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想象的形象塑造，表现出了不同人物的神态。在他们的笔下，仕女的秀润娴雅，宗教人物的高洁出世，历史人物的气质非凡，通过高超的艺术想象，创造了很高的美学价值。在表现技法上，或笔墨工整，或勾画洒脱，让人们于形象之外见人物的潇洒风神。在书中，还附录了对这些人物简要的介绍，图文并茂，因此具有极强的借鉴性和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