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吴其贞所著《书画记》是一部书画著录书。有关作者吴其贞其人的文献记载都很简略，只知其字公一，徽州人，古董商人，经常往来于苏州、徽州各地，与各地书画家、收藏家、鉴赏家多有交往。《书画记》是其从明崇祯八年起至清康熙十六年止，在各地看到、收到的古书画以及与各界人士交往的记录。在《书画记》卷二中他谈到：“忆昔我徽之盛莫如休、歙二县，而雅俗之分在于古玩之有无，故不惜重值争而收入。时四方货玩者闻风奔至，行商于外者搜寻而归，因此所得甚多。其风开于汪司马兄弟，行于溪南吴氏、■睦坊汪氏、继之余乡商山吴氏，休邑朱氏、告安黄氏、榆村程氏，所得皆为海外名器。”由此可以看出，明朝末年，徽州地区从商者甚众，在积聚了巨额财富之后，看中文化艺术品的收藏，形成了徽商“儒贾观”的一大特色。吴其贞作为徽州古董商人，与徽商中的收藏家、鉴赏家多有交往，他个人收藏也很多且颇具目力，并有勤于笔记的习惯，日积月累、集腋成裘，形成《书画记》一书。

　　《书画记》的编排按作者所阅书画的时间为序，按照顺序先记作品的质地、保存现状，再或详或略地描述作品的艺术特色、款识、题跋、收藏印记，以及他人或自己的鉴定意见，最后记阅于某人、某地和时间，并对收藏者、交易者也略有介绍。每条文字多少不等，重要作品则记之较详。其中很多均为我们耳熟能详的现有名作，可见吴其贞所阅、所记书画之丰富。这不仅从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徽州地区已成为书画、古董的集散地，也体现出吴其贞作为一个古董商人的鉴识水平。本书对我们今天古书画研究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如《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该书提要中所言“其评骘真赝、辩论亦多确切。”可以说这是此书最重要的价值所在。除此之外，作者还随手记下了当时一些书画家、鉴定家、古董商、书画装裱家的情况，除书画家我们较熟悉外，其余的人则很少为人所知，因此也补充了有关文献记载的不足，并为该方面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总之，该书的价值是多方面的，能给我们以诸多启示。

　　本书原收入《四库全书》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在这部书的首页我们仍可看到“钦定四库全书，子部八、书画记、艺术类书画之属”字样。但在钦定刊行的《四库全书》的《总目》里却没有这部书。此次出版的《书画记》是故宫博物院所藏两部抄本《书画记》中的一部，为《四库全书》中撤毁图书的幸存者。其中一部，书前清纪昀所撰“提要”中所属年款为乾隆四十九年三月，以下简称“四十九年本”；另一部纪所撰“提要”中所属年款为乾隆五十一年二月，以下简称“五十一年本”。“四十九年本”未钤乾隆内府印记，“五十一年本”的卷一至卷六每卷首尾分别钤“古稀天子之宝”、“乾隆御览之宝”二玺。《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年间启动并完成的大型文化图书。在编纂过程中，乾隆皇帝发现了一些所谓“违碍书籍”，故屡次下旨严查、销毁，成为一场文化浩劫。所谓“语有违碍”者，大多是指怀念前朝、抵触清朝政治以及对少数民族不敬等文字内容。但《书画记》并不涉及这类内容，何以也被列为禁书呢？为此笔者翻阅了一些有关编纂《四库全书》的研究著述，对该事的本末方有所知晓。如台湾学者吴哲夫所著《四库全书纂修之研究》中第六章“四库全书之重检”，即以乾隆年间的档案为依据，对当时《四库全书》中撤毁史实作了详尽的研究介绍。在涉及《书画记》一书时，提及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八月十一日的一旨，内云：“据详校官祝堃签出周亮工《读画录》、吴其贞《书画记》内，有违碍猥亵之处，已照签撤改矣。”具体指的是什么文字内容，这里并没有明说。但在上海人美1962年缩小影印出版的“四十九年本”的《书画记》的出版说明中说到：“该书已无周昉(景元)《春宵秘戏图》一条，可能是经过撤改而又为了所谓‘足为鉴古之助’而未予撤销的本子。”还说：“本书就从未刊印，只有少数传抄”，何以发现书中少了《春宵秘戏图》一条，是否依据不同抄本比较而得知的，只是推测。根据这一提示笔者翻阅了明清之际的其他书画著录书，发现与吴其贞同时的张丑所著《清河书画舫》一书中有《春宵秘戏图》一条，对图中的男女之事颇多赤裸裸的描述，才知为何《书画记》中删除了这一条，也即是乾隆皇帝谕旨中所谓“违碍猥亵”之处的具体所指，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扫黄”，可见当时封建皇帝对国家级重要图书的重视和审慎。而该书能够幸存下来，是因为这部书具有“足以鉴古之助”的价值。乾隆皇帝曾对一些违碍书籍仅删去违碍文字而仍保留底本的做法表示不满，曾在乾隆五十二年二月十九日下旨说：“既应详加查阅，奏明销毁，何以仅从删节，仍留其底本。”当大批图书集中销毁时，总会因种种原因不能彻底，才使该书得以幸存下来，而像清张丑的《清河书画舫》被收入《四库全书》中，虽其中也有周昉的《春宵秘戏图》一条，却没有被检出销毁，反而在《四库全书》中做为正本的文渊阁本中保存下来，说明皇帝谕旨尽管严厉，但办事人员因种种原因仍有疏滑。由此对原本打算收入《四库全书》中的《书画记》一书因何被撤毁又何以幸存下来的，以及为何只有少数抄本流行的史实较为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