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真正地注意起藏书票来其实是很晚的事情。
去年,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见到了一枚杨可扬先生创作的藏书票。票面以绿色为主色调,三条游鱼,成群游向左下方水中的那个月影,月影上散落着几片红色的花瓣,由于鱼游得奋疾,它的周边还有不少的气泡,月影也已经有些碎。上题有“上海书展 1984年香港。”
我即被这枚小巧玲珑(大不过手掌)、精美无比、内容丰富、冲击力极强的小小藏书票吸引了。这枚藏书票的制作者即是著名的版画家杨可扬先生,他还是我们浙江遂昌人。1984年,即在他70岁高龄的那年,受邀为在香港举办的上海书展刻制一枚书票。老人联想起曾见过的一副对联:“水清鱼读月,山静鸟谈天”,觉得此情此景吻合书展场景,遂以此创作了这枚著名的“鱼读月”, 寓意 “大家来读书”,这也是那时就已有近50年版画创作经历的老人的第一枚书票。据说,这枚书票在当年的那次书展中引起了很大的轰动。20多年过去了,至今仍在读书人中津津乐道。从我新近购入的《可扬藏书票》集子中可以看出,他创作的书票风格如其版画,依然大刀阔斧,粗犷有力,以浓重结实而充满弹性和张力的线条架构成异常简洁的画面,以小见大,以简容繁,以朴素显灿烂,整个画面的视觉冲击力丝毫不逊于版画作品。
我被可扬先生的藏书票感动了,继而开始关心起藏书票来了。人要是真想做某件事情,就一定会积极主动地开动脑筋的。我认识了可扬先生的儿子版画家杨以磊先生,我拜访了上海有名的书票收藏家,“弗闲斋”主人王嵘先生;我还想起了原来的老同事黄务昌。务昌也是一位痴迷的书票收藏和研究者,以集欧美古典书票为主,在此领域已经投入了近20年的心血。他为自己的收藏还专门举办过一次展览,研究成果可能会结集出版。今年他又被聘为“第32届国际藏书票双年展”的评委。这个双年展是由成立于1966年的国际藏书票联合会FISAE组织的,为国际上最为权威的藏书票的机构。一个人来人间一趟,已不容易,若还想成就一件事情,那是更加不易的。正业也好,副业也好,若要真的做点名堂出来,绝对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我从内心对这位默默无闻、工作勤恳、有股子牛劲的老同事许以敬意。
我渐渐地发现,藏书票对一个读书人来讲,其实并非完全是一个生疏的领域,稍加涉足,就会发现倒还是一件与读书非常妥帖和合拍的事情。一本好书配一枚精致书票,如同锦上添花,让人神清气爽,捧在手中,顿觉弥足珍贵。如此再细细品阅,好像处处飘逸出山间野兰花似的书香来,实在让人“心旷神怡,其喜洋洋者矣”。
藏书票之功用其实也就相当于我们国人的藏书印,我最早的一枚藏书印便刻于1979年,是大学中文系的一个同学为我所篆。看来,在购入的书籍上留下一些读书人的痕迹,或勾勾画画、或随记心得、或捺上一方“×××之藏书”、“×××经眼”,做些雁过留声之事,黄皮肤与白皮肤亦无实质区别。文人积习相通,只是我们擅用石头,西方人喜用纸质书票而已。这样一想,便如同久别故人,倒真变得距离日近,越加亲切起来了。
许多著名的学者、著作者大多是与书票有着或多或少的情愫。散文大家叶灵风亲自制作过一枚藏书票,画面主图采用沉稳的黑色刻出“凤凰与缠枝”石雕图案,下方嵌入醒目而得体的红色中外文字,视觉效果特好,一度曾让世人误以为是我国第一枚书票;巴金、汪道涵、王元化先生都请杨可扬先生制作过自用藏书票;董桥先生优美的散文篇目中,不少涉及到藏书票的事情;郁达夫还专门尽心地收藏过书票;中国一代绘画大师如李桦、力群、古元、罗工柳都曾亲自制作并收藏书票;鲁迅先生也曾积极地参与藏书票的研究和收藏,大力地倡导藏书票艺术。鲁迅日记中不少内容涉及书票,如1930年6月13日的日记中便记有:“夜往内山书店买《藏书票之话》一本,十元。”1933年3月,鲁迅出版《引玉集》,专门介绍苏联现代版画的同时,内就有相关的藏书票图录;特别珍贵的是,作为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导师的鲁迅先生,还曾收藏过潘业、唐英伟、赖少其等画家木刻的书票24帧。
如此弱小的一枚书票,它既没有大幅油画那么地潇洒酣畅,也没有泼墨国画那样地淋漓尽致,甚至还没有版画作品本身那样的恢弘气势,但是却如此地勾人灵魂,启人心扉,爱不释手,其乐无穷。原因到底何在呢?书也。伟大的书籍是藏书票的生身母亲,赞美书票实为赞美书籍,没有书就没有书票,没有书就没有了书票生存的养料和土壤。正因为人类创造了浩瀚的书的海洋,也就有了终身与书为伴的铁杆书票。我深深地感叹,凡此种种美妙的现象背后必有一个顽皮的小精灵的存在,书籍即为藏书票之真正精灵所在,书票只是这一精灵的外在表现形式。读书人越加异想天开,藏书票也就越加丰富多彩。书票由于文人们的不断传颂而渐渐地富有了人性;也由于有着书籍直接地滋润而充满着顽皮的灵性。
我不知道我国第一枚藏书印刻于何年何月的,好像还没有哪个人关心过此事并对此有所考证。可是,我可以骄傲地说,我国早在先秦就已经是有印章的,并且至两汉就已经形成了中国篆刻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中国有读书人也是很早很早就有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