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分文字是我在写作《余任天评传》期间,收集、梳理材料后的思考片断。虽曰札记,却自惜羽毛,以为有点意思。说的是真话,真话未必是真理,一得之见而已。
出乡入杭的选择
余任天由客居杭州到定居杭州,辗转往来了三次:第一次,17岁至19岁,入浙江美专、浙江艺专读书,两年半后因交不起学费辍学回乡;第二次,29岁至30岁,留居约一年半,靠卖画、任小学美术教师为生。再次返乡的原因是抗战爆发,学校停办遣散;第三次,38岁,抗战胜利,随西湖博物馆迁入杭州,从此定居下来。
选择杭州作为定居地,有时势的因素,亦有余任天的识见在。省城的人文、艺术、市场氛围,比之故里诸暨自然浓厚、开阔得多(我甚至觉得杭城之湖光山色,南宋遗风适合养人,而乏砥砺之气。一不清醒,便消磨了意志,为从艺者成就之大忌)。大才器之人,得大环境之滋养,方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若久抑乡间,土瘠肥稀,小农作业,往往聊自委顿而少能振拔。20世纪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四大家皆出于乡间,成于城市便是最好的例证。若余任天一生不出诸暨,大抵一地方小名家耳。为什么不少地方名家的画一入城市高堂大厅,便觉气格局促,不太挂得住?为什么一些先入城市后归乡间的画家,画路愈走愈窄,中晚年所作还不及早年为好?答案显而易见。
烟雨红绿写西湖
西湖难画,难在天空水阔,波平如镜;难在湖光山色,烟雨朦胧。历代画家画西湖,佳作不多:或画全景,吃力不讨好,稍不慎,便成地图、盆景;或写一角半边,亦少见湖山真谛,皆未深入之故。
余任天居湖上四十年,几乎走遍了西湖及周边的山山水水。静观默察,悉心参悟,湖上之四季变奏、风花雪月、阴晴雨雾、人文地理已了然在胸。于是眼中景转为心中影,又化为笔下境。以诗人之心,草书之致,抓住最适合自己表现的西湖春色:桃红、柳绿、烟水、浮艇,一泄胸间块垒。题诗曰:“春入西湖好,氤氲万象含,东风大手笔,红绿一齐酣。”“湖上春来雨又风,倚楼泼墨画空蒙,有诗多被前人写,咸读坡翁篇什中。”画意诗情,令人沉醉。
半生为西湖传神写照,留下数百张西湖山水画,百余首咏湖诗,诚湖山之幸也。
“四通”之难
浙江老一辈的书画艺术家,以重传统、重学养、通会诗书画印为旨归。余任天以画家名世,却不囿于画艺,诗、书、印皆用心良深。沙孟海先生有“四十年论交道,四绝压群伦”句挽余任天。沙老向来出言谨慎,这“四绝压群伦”分量很重,没有足够底气,浙江人能心服么?
诗书画印作为中国传统典型文化现象,亲近其中的任一门,辛苦半世,亦未必能成器。而集四艺于一身,不是花拳绣腿般的浅会,每一门皆入技循道,自出机杼,置诗、书、画、印家之林而略不逊色。这艺中蜀道,恰如周昌谷先生的诗:“学艺犹如探宝山,千人九九空手还。天才功力何时见,荆棘独行视等闲。”难矣哉!
与余任天同时代的浙江画家中,字写得好的或兼及诗书的不少,能“四通”者,也就黄宾虹、潘天寿、陆维钊、诸乐三、余任天等数人而已。前四位皆体制内美院教授,独余任天为体制外布衣画家。相较而言,黄、潘二先生治印未花大力气;陆维钊先生画艺稍逊;诸乐三先生四艺皆专,惜志承吴派,少了些个性;余任天先生则诗书画印并进又戛戛独造,彼此难分伯仲。
美院之隔
坊间多传潘天寿曾两次邀余任天出任浙江美术学院教授,此事颇可斟酌。据我走访多位当时知情人,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世纪1959年,时任杭州市文化局长的孙晓泉,曾向浙美党委书记陈垅推荐,希望余任天能去美院任教。陈表示同意,说得听听潘院长的意见。几天后陈回话,基于余任天摆摊鬻艺的经历,潘天寿有顾虑,言下之意是不太同意。此说有两点可作佐证:一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浙江美院中国画最缺山水课教师。二是浙美国画系当时聘请的专任名师,或如顾坤伯(曾任上海美专、新华艺专教授)、陆维钊(时任杭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或如陆抑非、陆俨少(两人皆为上海画院画师),没有一位是布衣画家。潘天寿与余任天私交甚笃,对其人品、艺格是肯定的。早在1948年的《东南日报》上,就撰文予以推重,后潘陆续请余刻过三十多方印章亦是例证。出于院长任上的考虑,受一些传统观念的局限,潘天寿的顾虑不难理解。
1962年,经潘天寿同意,刘江受浙美国画系委托,登门邀请余任天担任篆刻课院外教师,余婉拒:“草野之人,上不了大雅之堂。”透露出硬气与自尊。我的浅见,若潘天寿出面诚意相邀,请余任天出任美院专职教授,余没有不答应的理由。余任天唯一的一次美院讲课是1980年,由沈祖安陪同,讲题是有关汉印的史料。小范围,未声张,听的人不多。因拙于言辞,加上一口诸暨方言,效果一般。
不到美院去,也好。自然,自在,潜心于艺,符合余任天的性情。若进美院任教授,更好。无论生存状态、学术地位、还是传道授业上的贡献,我们看到的将是另外一个余任天。
陈年旧事本可以不说,因涉及到余任天研究,理应尊重史实,纠偏成说。否则有悖学术旨趣,也是对研究对象的不敬,这是我写此则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