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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后，李小山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又引发了一场新的争论。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再度引发一场至今尚在继续的大规模争论，其实质依然是为了解决关于“中国画创新”问题。

　　四.“机场壁画”传递开放信息

　　在新时期，人体艺术依然是一个敏感问题。1978年12月，文化部发出《关于美术院校和美术创作部门使用模特儿的通知》，重申毛主席的批示，有关美术院校陆续恢复模特儿教育。但是，争论依然存在，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1979年9月26日，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创作完成。壁画共7幅，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袁运生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因为袁运生大胆画了3个沐浴的裸体傣家女，使得“首都机场壁画”成为备受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也大大提升了“首都机场壁画”的知名度。

　　在壁画揭幕前，有关部门感受到巨大的舆论压力，要求袁运生修改壁画，提出“起码要让女人穿上短裤。”袁运生不同意修改，有关方面就发出“我们是要一个傣族还是要一个袁运生”的质问。这幅壁画一直用木板遮挡着，直到10月1日邓小平由李先念、谷牧、王震等陪同到机场视察。时任机场建设总指挥的李瑞环汇报泼水节的壁画有争议，他请邓小平定夺。邓小平看了后表示：这有什么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

　　于是，首都机场壁画正式揭幕。出乎意外的是，这幅裸体壁画取得了很好的对外开放的宣传效果。海外媒体评论：“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几乎与此同时，发生了唐大禧《猛士》事件。1979年，唐大禧创作发表雕塑《猛士——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们》，这件作品第一次把张志新烈士塑造成了一位裸体的女子，她骑在骏马上，弯弓向天。这件作品发表后，立即引发了全国范围乃至境外华文报刊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及人体艺术问题的评点和广泛争论。适逢任仲夷由辽宁调任广东，他用一句话便为这一事件画上了句号。他对省委宣传部同志说：“你们领导文化工作，要抓方针政策，不要管得太具体。”

　　由此可见，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人体艺术，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了美术的范畴，而与整个社会的进步、开放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