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与中国画，是我国传统艺术森林中的两棵大树。语言的诗，视觉的画，原本没有多少直接联系(唐宋时，间有写画家与画的诗，但基本不题于画中。)。自苏东坡倡导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理念后，进而元文人画兴起，诗与画才真正合而为一，文学的诗成为中国文人画的重要元素。以诗入画，一切景语皆情语，画家的性情进一步释放；以诗入画，画之不足，诗以发之，既读画又读诗，画面的容量增加了；以诗入画，底蕴意境，有书卷气氤氲溢出。

　　纵观历史上的诗画家，大抵有这样几类：一是画家中的诗人。这部分人数最多。其特点是画胜于诗，诗为画之余；擅写题画诗，或先诗后画，或画成诗就，常借物讽世、喻人；所作最饶画意，浓墨重彩，淡装素染，寻景探幽，曲尽其妙。二是诗人中的画家。诗高于画，不以画名世，画为诗之余。值得注意的是，在文人画家队伍中，一些长于诗书的文人官吏，拙于画技，却喜玩弄墨戏，于逸笔草草，抑或胡涂乱抹的画上大题特题，主客不分，使中国画成为文学与书法的诠释，此文人画之末流也。三是诗画双美。既为画家，亦称诗人。赵孟頫、王冕、徐渭、郑板桥、陈师曾皆如是。若将上述三部分画家的诗置于中国文学史的诗人行列，成就并不高。我随机翻了一下手头的几本各代诗汇编。《唐诗三百首新编》（岳麓书社版），只选王维、贯休二人。《千首宋人绝句》（清严长明编），入编的有苏轼、文同、米芾米友仁父子、郑思肖、龚开六人。《明诗别裁集》（清沈德潜、周淮编），选了沈周、文征明、徐渭、龚贤四人。有清一代，无论是《清诗别裁集》（清沈德潜编），还是《清诗三百首》（钱仲联选编）及其他选本，竟找不到一位以画名世的画家诗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中国作为诗国，诗的成就应高于绘画。习惯成说诗书画，而非画诗书，不是没有来由的。诗，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文化样式，经历数千年流衍不灭。她不但被纳入科举考试，成为读书人立身处世之必备（文人士夫可以不画画，但不能不做诗。），而且也符合农耕时代国人的生存节奏与文化心理，为社会各阶层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很有一些画家的题画诗，拘于画面，气局欠大；过分强调画意反削弱了本体的诗味，弄不好，便积习成俗，颇伤诗格；在炼字断句及技巧上了不讲究，被诗人讥为“画工体”，值得反思。

　　浙江一地，自北宋文化中心南移后，经150年偏安沉积，渐成文风渊薮之区。又经元明清三代的滋养化育，境内文人云集，画家辈出，而画家中的诗人，亦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受地域文化、自然环境及生产方式的影响，浙江画家的诗，好存古意，崇尚性灵，多有清刚、博雅之气溢于字里行间。元代出了个赵孟頫，皇帝激赏有加，元始祖视为“神仙中人”。赵读书多，见识广，且通会诗文书画，所作郁于入世隐逸之间。晚年诗“清邃高古，殆非食烟火人语，读之使人飘飘然若出尘世外”（元杨载语）。另一位煮石山农王冕，效林和靖风姿，以梅为伴，清逸高致，一句“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至今吟诵不绝。入明，有“东倒西歪三见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徐渭，愤世绝俗，亦狂亦颠，以失意之心，才人之笔，借草书泼墨，一泄心头块垒：“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乱藤中。”又题石榴：“秋深熟石榴，向日笑开口，深山少人行，颗颗明珠走。”岂止是画，更是自况。诸暨陈洪绶，诗风平实，时显佛道气，与其高古奇骇之画格廻异，令人费解。如“何以至今心愈小，只因以往事皆非。”“枫溪梅雨山楼醉，竹坞茶香佛阁眠，清福不知今日忆，神宗皇帝太平年。”悔迟而不颓靡，逍遥而不张扬，心志未有大的动荡。清代浙江画家中，会作诗的不少，可入诗家者流的不过十数人而已。金冬心的古拙，吴昌硕的气魄，蒲作英的跌宕，颇可圈点。

　　20世纪50年代至今，浙江又衍生出四代画家。重学养、重笔墨、讲究诗书画印的通会是他们共同的旨归，诗的文脉仍在四代画家身上沿续着。以潘天寿为代表的第一代画家，根柢传统，且受到吴昌硕、马一浮、黄宾虹、夏承焘、张宗祥等文艺大家的亲炙或交叉影响，诗基扎实，诗风清正。潘天寿诗，杜（甫）底李（贺）面，用词奇崛古奥，造险破险，诗调画格，肝胆相照。“气结殷周雪，天成铁石身，万花皆寂寞，独俏一枝春。”铁骨冰魂，清孤峭拔，是何等的境界？陆维钊诗，如谦谦君子迎面而坐，雅人深致，工意浑成。“万山青拥一诗人”。“应记春风湖上路，一时人散浙江潮。”“寻春认得随园路，一岸残红印马啼”。皆佳句也。诸乐三诗，如其行医之望、闻、问、切，中和，工稳，不激不厉，风规自远。诗人的余任天，一生得诗两千余首，所作恰似其刚硬性格，可用直、简、淡三字喻之。“一艺功成岂偶然，天工人力两相连，还须滋养源头水，寂寞楼居四十年。”此诗广为传诵，给今之从艺者以启示。第二代画家因受第一代画家的口传心授，流风余韵仍在，吟林中不乏如金鉴才、卢坤峰、骆恒光、叶尚青那样的可观者。惜到了第三、第四代画家那里，懂诗、识诗、会诗者骤减，总体水准是前浪胜后浪，后浪之力不从心已成不争事实。

　　或曰，当代中国画还需要诗吗？在诗人比读者多的今天，在物质至上、心性浮躁的今天，诗何用？诗人何用？社会转型，土壤失却，传统诗词的现代之路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一方面，传统意义上的以诗为媒，以诗题画，以诗会友，以诗论史，以诗结社已淡出当下；另一方面，能代表此一时代的主流新诗样式尚未出现。怎么办？这不仅是诗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一个一代人都在思索和实践的、尚待解答的文化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