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窗杂谈》作为“吴藕汀作品集”系列之一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而早在作者辞世前，我就先已拜读“杂谈”的稿本。书中内容是吴先生上世纪70年代初到1988年间与友人沈茹松的通信的摘要，沈是美术史导师，虽为同好，却识见各自不同，故文字中往往总是以一种商榷的口吻提出质疑，这是一种难得的“私语”，尤其发自于那样的一个年代就更显难得了。文化传统与文人的风雅似乎早已被政治狂热摧毁。多年以后，我们却惊奇地发现，阴霾之下，竟有这样两位老人在对话诗词、戏曲、电影、笔墨、红楼梦与UFO，这似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奢侈。他们也非不食人间烟火，和很多弱势群体一样，他们在最低层承受着生活和精神的苦难。事实上，除了这些，他们还能说些什么？时代大潮早已将他们“遗弃”。然而，在他们的内心里有着不泯的文化渴望和对人生信念的孜求。1976年9月1日吴藕汀先生在信中这样写到：

　　我今天画了一幅《防震图》，我自己以为气韵倒还好，不题字，只盖了一方印，一来恐怕损害了辽阔的天空，二来是倘然留下去，好给后人猜一猜想一想这是什么。一面和朋友谈天，一面看《参考消息》，一面吸香烟，一面画画，大有庞士元风度，岂不可笑焉。

　　这是一种怎样的生命状态。我绝不会说是超脱，分明饱含着入世的苦涩和无奈。

　　画人出版“画语录”近二十年可谓成风，无外乎东拼西凑，往往故作“师说”之词，更多人云亦云，难有什么新意。吴先生的“杂谈”，其出发点可以说是“述而不作”的。朋友笑我的“代序”以《吴藕汀的“怪话”》为题，我想这“怪”恐怕是一种迥异寻常，一种孤寂略带着几分无奈的淡然，或许还有几分狷傲。说真的，我亦曾浅薄地以为过老人有“大言”之嫌，我倒不是觉得他质疑“权威”有什么不妥，而是他时不时就会发出一种“莫名其妙”的见解，确实出人意表。譬如，他说：

　　你说“画现代人物，除非素描根底较好的不行”，我看也不尽然。倘使用西洋方法来画国国，总无法画得好的。徐悲鸿的素描不能否定他不好，可以说好，但是一张《愚公移山》真不算是国画。（1974年7月6日）

　　又说：

　　我记得在浙馆中的刘慎旃，为了吴昌硕的画，我与他争论过。他说齐白石是无产阶级画家，吴昌硕是资产阶级画家。我不承认画画有什么阶级不阶级，画上又没有贴上标语。后来西泠印社成立了“吴昌硕纪念室”，他就无话可说了，可见一般人喜欢学时髦，这大概是人的本能吧。（1978年3月8日）

　　他“索”《红楼梦》之“隐”，竟索出“贾”非“西贝”，而是“曹”字形象；“石头”是南京——石头城的代名，而过去人们只在“宝玉”上打转转。接下来，他竟否定《红楼梦》是曹雪芹做的。“索”出如此大的“隐”来，难怪是要让人家大惊其“怪”了。他以为作者定是个“白衣秀士”之辈，而且是汉人，借此来出出“平生志气运未通”之气，要说是揭露社会黑暗，我想他“随手拈来”，并没有怎样的“宏图”。接着，一步一步“索”下去，引人入胜，你还会觉得这是“大言”、“怪论”吗？这难道不正是吴藕汀的“独立思想”吗？说到“独立思想”，有人以为近世唯王国维可以当之。而在我看来，观堂之“独立”是“遗世”，逆时代发展规律而为之。吴藕汀并非有意与时代格格不入，他喜爱孤独，远离人群，一个人到田间小径上去看花花草草。他以批判的立场，却并不以批判的姿态，他只是以一个边缘人的视角审视我们的世界、传统、芸芸众生、未来……事实上，他的言论并非“标新立异”，只是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见解。中国的学者很难站在一个高度全面审视我们的文化传统并关乎当下，更不能清晰解释它，所以无法清理传统文化在当下生存环境的可续性发展，于是一次次制造偶像神化它，又一次次砸烂践踏它。没有价值标准、功利主义、经世致用，已成为文化学科建构的最大障碍。我不是说吴藕汀已具有这样的高度，但他至少以其独立的思想并在独特的视点上，去观照文化传统解析文化当下现状，为我们的研究或在我们今后的开发利用中，提出一个清晰而不同的审视角度。这恐怕正是这位文化老人永恒的价值和他存在的意义。不信，你去读一读他的文字，以一颗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