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夫兄逝世转瞬已十年了，有三件事我永远不忘。

　　一、热忱于篆刻艺术事业

　　热忱于篆刻艺术的人很多，而热忱于篆刻艺术事业的人却很少。在上世纪60年代，杭州的篆刻被“文革”的铁帚扫进“冷谷”，刀锈石碎，寂寞冷落!但杭州毕竟是“浙派”的发祥地，许多爱好篆刻的人，他们却念念不忘“秦汉”，津津乐道于“斯籀”，篆刻是他们心地上的“野草”，一遇春风就又会复萌。“文革”一结束，记得钟久安先生以私人的名义要续成“农民革命印谱”，这时左夫就行动起来了，他走门串户去邀约一些篆刻爱好者刻作。有的人“宝刀”已经弃置，左夫就把磨得亮亮的刀送上门；有的人印石无着，左夫就把自己弄来的萧山红石锯成一片片像豆腐干那样大的印材，奉送上门。于是情动于心，技痒于手，杭州的篆刻又在荒芜中复萌了。后来，中国美院中人发起了刻作《革命英雄印谱》，左夫又担任着“志愿者”，走东家、串西家，奔走不暇。这次篆刻创作规模较大，基本上动员了当时杭州的篆刻家，由刘江、徐银森、张耕源、陈仲芳等共襄其事，试以“简化汉字”入印，正式出版，可称是杭州篆刻的初春。上世纪80年代初，省书协成立后，组织刻作《兰亭序印谱》和《茅盾笔名印谱》，作者扩大到全省，从此浙江的篆刻开始走上了正轨。杭州市工人文化宫举办了“印友会”，有几百人参加，这是浙江篆刻艺术复苏的春天。我极其简单地叙述浙江篆刻在解放后复兴的开始是想说明：群众是浙江篆刻史的主人。事物始于萌芽，我们不能忘记左夫对于篆刻艺术事业的热忱!

　　二、一颗“创新”的心

　　“文革”后，左夫是属于篆刻界的“遗老”，但他人老心不老。他的篆刻面貌一出现，就是全新的，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文字。他认为印应随时代，现在汉字已经简化，以简化字入印是历史使命；他又认为篆刻要顾及传统，应该把简化字篆化，以适应“方圆”的艺术要求。后来，马王堆的竹简出土，他很快地汲收竹简文字入印，又采取砖文入印，形成了他篆刻用字的特色。在文字内容上，他提倡“口语化”。二、刀法。他用左手执刀，刻印时身体站立着刻，大刀阔斧，表现出锋芒毕露强烈的冲激力，很有气势。在杭州的篆刻家中，他篆刻的风格是独一无二的。创新是一种探索，有成功，也有失败，原因复杂，这里不作赘析。创新总是艺术发展的动力，这是肯定的。左夫的创新精神是难能可贵的，不可无“一”。

　　三、“和而不同”的胸怀

　　上世纪80年代初，我退休在家专心篆刻研究，与左夫往还甚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成为“莫逆之交”。说“莫逆”，似乎不切实际，因为我们之间，相“逆”之处很多：(1)在篆刻艺术上，我们观点并不一致，他坚持用简化字入印，而我开始极力赞同，后来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又恢复用篆书，但不排斥简化字入印。我喜欢篆刻理论研究，他反对“爬格子”。他喜欢用刀锋芒毕露，我采取含蓄蕴藉。(2)在性格上，他外向，好动；我内向，好静。(3)在生活上，他喜欢热闹，常赶上“一夜鱼龙舞”；我喜欢在“灯火阑珊处”。那时，省文史馆每年夏天安排馆员去避暑，左夫总是和我同住一室。外出时，我喜欢寻景写诗；他喜欢到竹林中去挖掘小毛竹制拐杖送人。总之，我们两人是“南辕北辙”，情趣各异。因此，差不多天天有争论，甚至使用唇枪舌战，越战越高兴。习惯成自然，倒觉得这是“日涉成趣”，生动活泼，不但不影响彼此的感情，反而成为“莫逆”。我深深地体会到左夫有“和而不同”的胸怀。这是一种“伟大”的修养，是一个艺术家最需要的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