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最近的《美术报》，徐建融先生连续撰文谈旧体诗。徐先生以前曾经主张写诗不如抄诗，嗣后又谈到他接触的青年书画家里，学习写旧体诗的越来越多，看来，旧体诗的复苏在当代文化复兴里也成风景。徐先生在面对一些现象时随时提出一些看法也修正某些看法，拜读之下，我觉得有些问题还可探讨。

　　徐先生文章里谈及一些画家以能写诗掩饰画技之弱甚至藐视不能作诗的画家，这其实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其间多少有些具体人物的意气之争，对于理解书画与诗歌的关系没有什么意义。徐先生提出历史上很多大画家并不作诗，这是事实，这事实不是可以用来对以诗为炫耀的反唇相讥，而是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书画与诗歌创作的复杂关系，也可以更进一步理解艺术个性成长的幽微不同。王维、苏轼的画作都在画史上彪炳千秋，但他们首先还是诗人。现代画家傅抱石不以诗名，但其泼墨山水里的诗意最为浓郁。也有更多名画家能诗，以现代而论，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潘天寿均有大量诗作。他们的诗，其蕴涵的文化情怀，对其艺术人生的作用，应该是可以寻绎的。13年前我在北京拜访何海霞先生时，因他屋壁所悬一幅方地山诗墨而谈起画家的文化底蕴问题，海老为自己不擅作诗表现得十分怅惘，这是十分真诚的怅惘，他一点也没有为自己辩解，他反复说自己这一点不如先师张大千。如果把问题放在今天这样一个书画家文化构成明显畸形的语境下来探讨，中国书画家确实应该向传统诗歌里吸取营养。

　　现代书画家和诗歌的关系，我以为还可以分而论之。诗与书法的关系，应该比诗与绘画的关系更重要。因为书法家一辈子是和文字打交道，如果一辈子写来写去都没有自己的文字，岂不乏味？中国书法的特质和中国古典诗歌是最为接近的。现代社会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稳定，能称为书法家者，生活条件远优于古人，吃饱了喝足了不学习做什么？有人抬杠说：该学的东西多了，我不想学写诗又怎样？你会写诗字画不如我又有什么可说？我们不要陷入这样的意气之争。浅而言之，学习写诗可以提高文化修养，可以丰富书写内容；深而言之，中国文化是融合的文化，中国书法家应该是具有性情文采的风雅之士，如果一生从事于书法，也就该把自己的人生文化，若陈寅恪谈王国维时所云“被中国文化所化”。现在的书法状态，从教育到职业，都渐渐专业化，在长达几十年的职业生命里，难道就单单写字？难道不应该把和书法艺术特质最接近的诗歌也化进自己的书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书法家之应该懂旧诗，类同于国画家之应该懂书法。现在可能没有拒绝书法意义的国画家，却还有很多拒绝诗歌意义的书法家，这样的争持，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最终会自然解决。书法是有其技艺要求的，书法是向造型艺术方面发展还是向文化内涵方面深入，现在似乎也成为分歧。书法如果向造型艺术方面发展，可以忽略书写内容，甚至忽略文字的连贯完整，只注重情绪的挥发宣泄，这些固然不能不说是艺术的因素，但若要表现完整的情绪甚至精神情节呢？若要表现书家的人生趣味、处世态度和思想呢？这就又回到书法传统，回到《兰亭序》、《祭侄稿》和《寒食诗》的轨范。就书法而言，是哪样一种表现更加需要长久的寝馈、更需要高深的学养、更具有激动人心的魅力呢？如果要让书法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基本的精神质素，不向中国文化的精金美玉学习，力图使其融为一体，又有什么捷径可循呢？明乎此，就可以免除那些意气之争。有些提倡写旧诗的人书法水平不高，你可以向诗也好字也好的人学习，犯不着拿他作对立面，自己也憋气不学。起码有一点可以不争，学写诗误不了写字，反过来也一样，一个诗人，如果陷进书法，他的诗会因此而失色么？“野纸斜行闲作草”，看陆放翁意态淋漓之际，他的诗与书法，他的情感趣味，水乳浑融，这才是中国书法和诗歌的本质所在。如果要抬杠，黄庭坚可以说陆游的草法远未臻极，不堪论书，或者杜子美可以笑陆游万首洋洋十分之九都可删可改，难于言诗。艺格有高下，成业有速迟，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理解和实践，应该成为共识。

　　至于应该怎样学习写旧体诗，这本来是不容易讲清的问题，徐建融先生提出了一些看法，写旧体诗应该遵循格律，这是对的，但现在的学习者不可能完全掌握了格律再来动手，即使是诗圣杜甫，也讲“晚节渐于诗律细”。可见此前还有粗疏。《红楼梦》里林黛玉论诗，早把意境与格律的关系讲透了。当然，我这里不是否定格律。我们既然学作旧诗，为什么不把格律掌握住呢？主要问题还不在这里。旧体诗虽然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但其本质和其它文艺形式是一样的，就是述写人间生动，表达感情思想。徐先生引南怀瑾先生之说，提出学诗则杜甫陆游可学而李白李贺不可学，为文章则孔孟可学而老庄不可学。我没有看到南怀瑾先生原文，但徐先生的表述甚多偏颇，有些属于片面的知识，有些则是反知识。如谈李白不可学，即属于片面知识，从思想上讲，杜甫是“醇儒”而李白颇多非孔离经之论，从诗体及风格而论，李白擅长的是歌行，杜甫得意的是律绝。律绝规律明显较易窠臼其中，歌行变化无端难得神龙首尾，故后世学杜多而宗李少。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白居易意欲融会李杜，虽未臻极，却也自成一体。中唐的“小李杜”，李商隐学的是杜甫，而杜牧心仪的却是李白。宋代苏轼李杜兼攻，比较其门弟子黄庭坚的克绍老杜，也还离李白更近一些。所以苏轼是宋代第一诗人，却不是“宋诗派”的代表。今人钱锺书论诗，说“诗分唐宋，人不必唐宋”。他就以为杜甫应该是宋诗派的鼻祖，而李白是唐诗派的正宗。过去的诗论诗话里确有“李白不可学”之说，那意思主要是说李白不好学，并非说李白不好。即使到近代，“同光体”的领军陈三立，毕生寝馈宋诗（尊杜），也还是对唐诗派（尊李）的翘楚杨云史深致敬意。今人学旧诗，依然可以李杜兼攻，杜甫的意蕴深邃，李白的狂放自由，是人生意趣里方面不同的极致，他们都为自己的人生表达找到了最好的载体。画家可以写诗，也可以不写诗，但好的画家必然有诗情，像现代山水画巨擘黄宾虹和傅抱石，黄之包罗万象若杜甫，而傅的意气凌云则分明像李白。今天的时代因为科技发展，人的视野更加开阔，想象力也当更无拘系，写诗学习李白，比起前代更当其时。当然，杜甫也永远不会过时。

　　徐文中有些说法则是反知识，若作文可学孔孟不可学老庄。我们知道，孔孟文章的内容多为政治伦理，讲的是“修、齐、治、平”的经国之道，而老庄文字则更多涉及人生终极及心灵体验，和文艺创作最为切近。韩愈“起八代之衰”，以孔孟后继自命，“唐宋八大家”使文脉传承，出现后世所谓“韩潮苏海”，苏东坡十分尊崇韩愈，但他自承文章之法来自庄子。倘摈弃老庄，以前之中国文学史不复成立，以后之中国文学史将伊胡底？

　　至于诗人的愤世嫉俗，徐先生更是明确反对的。以中国诗歌传统而论，就是在孔子思想领域里删成的《诗经》，也有“诗可以怨”的天地。中国第一个以诗名流传的屈原，就是愤世嫉俗至于自沉。现在有论者认为屈原精神非中国儒家正统，他不够中正平和，不够温柔敦厚，但不要忘记，也正是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诗教”传统里，也一直是尊奉屈原的。“哀怨起骚人”，是中国诗歌历史里的常态。“愤怒出诗人”，更是世界文学史的经验。传统没有排斥愤世嫉俗的诗人，在恢复传统的话语里却标榜一家独尊，这里便隐藏着专制精神的危险。如果稍微回顾一下诗歌传统，即使是杜甫、陆游，他们的作品里愤世嫉俗的成分亦明白可见。在大唐盛世的开元、天宝之间，“小邑犹存万钟粟”，多唱几首赞歌也非不可，但杜甫却看见了“朱门酒肉臭”，这是不是愤世嫉俗？皇亲国戚在迤逦山色里游春玩赏，分明是太平年月里的惯常风景，杜甫却送了一句“慎莫近前丞相嗔”，这是不是愤世嫉俗？陆放翁之“放”不仅是他的豪放，主要也还是他的不同群流。苏轼应该是比较平和中庸的，但也“一肚皮不和时宜”。既然这样多好诗人都沾溉着愤世嫉俗的精神，今天的作诗，怎么就可以把它弃诸渊薮？难道今天的世界已经消灭了杜甫、苏轼们眼中笔下那些使诗人痛哭流涕长太息的现象？泛观今天的诗坛，充斥满路的多是不着心肝的丑作秀，难得一见真歌哭。连汶川地震这样的举世之痛，竟有人写成“做鬼也幸福”。粉饰太平，谀曲阿世的极致，才是真正丧失人伦。徐先生还谈到他读过一位青年诗人的作品，“年纪轻轻，竟然做了上千首，不仅格律很严，而且才华横溢”。能得如此评价，定多佳作，我真想觅而读之。但徐先生又批评“诗人的才情大多表现为孤芳自赏、愤世嫉俗、蔑视权贵一类的东西，少有感恩之心的。这就显得不够中和，不够厚道”。这就坦白了徐先生的真实思想，他厌恶的恰是作为一个诗人最宝贵的精神质素。徐先生还说“‘不平则鸣’、‘诗可以怒；’‘愤怒出诗人’那是指家国大事之际的情感，不能无动于衷。如果过了度，为了个人的一点小挫折而怨天尤人，就属‘文人无行’而未免坠入魔道了，对于个人的身心和谐、健康，进而对于社会的和谐、健康，都是害大于利的。”我没有读到徐先生所论之诗，不便臆断，但诗人之作，应该是从自己体验出发的，即使他要关心社会国家，应该也只能从自己的喜怒哀乐写起，何况言必社会国家者未必心存忠善，说教早已让人作呕；即使从社会和谐着眼，也应该指出，真正的和谐应该是多种声音的自然表达，而诗人——包括也画画的诗人和兼写诗的画家，则应该对社会问题有较常人更加敏锐的反映。如果要求诗人起兴落笔，都拿卫道士为标准，那就从根本上消灭了诗。　若以个人身体健康安适着想，也最好不要写诗，诗思若电光石火，需要随时捕捉，半夜三更爬起来记录三言两语是诗人的常态——虽然这也还未必就成好诗。相反，倒是有句颐养的诀窍——文格渐卑庸福近。我们的诗歌传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几近沦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