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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0030版: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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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做诗(四)
· 诗律与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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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7日     收藏 打印 推荐 朗读 评论 更多功能 
关于做诗(四)
□徐建融
  我们这一代,即我所称“书画界20世纪的第二代”为什么大都不会做诗?乃至整个传统的文化修养前愧对古人、后羞面来者,是有客观的原因的。这就是因为当我辈受教育之际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吃的“第一口奶”,有其特定的限制,诗也好,传统的文化也好,是受到严格制控的。特别是毛主席诗词并给臧克家的一封信发表之后,在青年人中不提倡做诗,是最高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所以,当时的出版物,用人民性、民主性标准甄选的诗词集当然还有,但关于做诗的教科书相当少,好像只有王力先生的一本《诗词格律》,简而为《诗词格律十讲》,衍而为《汉语诗律示》。此外如旧时的《白香词谱》,则被删去了平仄格辙,成了《白香词集》。

  我这样说,并不是把责任完全归之于历史,所谓外因是条件,内因是依据。缺少了温度,鸡蛋不会变成小鸡,但有了足够的温度,石头无论如何变不出小鸡。浙江的第二代中,为什么出了金鉴才、卢坤峰、俞建华等一批工诗的书画家?这与潘天寿先生当年在浙美所营造的一个小环境有关。这是当时的特殊性,在全国范围内并不具备普遍性。

  诗对于书画的意义何在呢?就是文脉,就是风雅的格调。在晋唐宋,诗风弥漫于社会各阶层,则书匠、画工即使不会做诗,他们的作品还是体认了格调。明清以后,戏文小说的所谓“俗文化”流行,则会做诗与不会做诗、做得好与做得差的书画家之作品,在格调上便大相径庭。到了今天,社会的风气是急功近利,心浮气躁,则会做诗与不会做诗的书画家之作品,在格调上更是判若泾渭了。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书画界,浙江的第二代惠及第三代,比之其他各地的同代人在气息上要更传统的原因,实在是占了潘天寿的光。

  这少数人,大体上都是一直在默默地做诗,不张扬。因为他们一方面知道自己的诗不仅不能与古人相提并论,就是与第一代相比也还有甚大距离;另一方面又知道做诗是不合时宜的,不是什么值得炫耀之事。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书画界的潮流两极分化,或者走“前卫”的路子,或者走传统的路子。而既然要弘扬、传承传统,传统的书画又以“文”为极,诗则是“文”的最具体载体,所以,谈做诗、会做诗便成了一件值得炫耀之事。张仃先生也来谈“笔墨”了,一批我辈中人自然也开始大谈“做诗”。有一年我与卢坤峰、吴战垒先生谈起这一现象,吴先生与我异口同声而出:“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知者不言,已如上述,不知者为什么会大言特言呢?因为无知才能无畏,特别当第一代书画家陆续谢世,没有了有权威的知者的监督,无知者必然以举天下人皆无知了,所以就可以趁机而动。人们看到他在言,就认定他一定知,所以他就获得了名、利、权,成了名家。当他成了名家,根据实至名归、水到渠成的常识,他也真的认为自己是知者,于是继续大谈特谈、大做特做,以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也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名、利、权。诗如此,整个传统的问题皆如此。所以我反复指出,传统在今天的衰落,而且是在“空前繁荣”表象下内里的衰落,并不是反传统的吴冠中们造成的,而是弘扬传统的我辈造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是古训。人要知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八荣八耻”,这同样是古训。心不知为知,就是不知耻,在诗的小事上无耻如此,当他掠取了名、利、权,在大事上一定也无耻如此。在这方面,我们见得实在太多,比之剽窃,这实在是最大的文化腐败、学术不端。

  例子我已举过许多,但举不胜举。再举一例,有一位专家写过一篇研究“新中国画”的学术论文,其中提到吴湖帆先生的一件《雨后春笋图》,上题:“人创造频频大革新如雨后春笋一齐伸调寄苍梧谣。”他的句逗是:“人创造,频频大革新,如雨后,春笋一齐伸。”如果他知道“苍梧诗”就是“十六字令”,一定不会这样标点,因为毛主席的“十六字令”三首我辈都是读过的,也都至今还背得出,尽管不知道它的格律。

  生也有涯,知也有涯。我始终强调,弄书画的人,无论专家还是如我的爱好者,不懂诗词格律一点不可耻,不会做诗亦然,因为不懂可以避开。但如果不懂而不学,且装懂,不避开,迎着上,虽勇气可嘉,却成了无耻。无耻之勇,并非真勇,不仅做不好事,反而会坏事,只有知耻才真正可以称得上“近乎勇”。

  有一则笑话;某人自以为得到了一片隐身叶,拿着它去取水果摊上的一个苹果,大摇大摆,堂而皇之,旁人以为他是个疯子,不予理睬。这就更加强了他对这片隐身叶的信心,于是又去取别人钱柜里的钱,进而又跑到了堂上去取知府大人的官印……笑话不是凭空编出来的,而源于生活的创造。现实生活中也有这样的例子,某专家自诩是“百科全书式的博学之士”,高谈阔论,年轻的学子惊为天人,如当年青年的群趋李卓吾,至奉妻女供李“白昼同浴”。一次参加某书画国际学术研讨会,按大会规定演讲者每人发言15分钟,他却讲到20分钟还不肯收场,主持人再三提示他尽快结束发言,他由置若罔闻到悖然大怒,挑唆台下听众:“主持人要我结束发言,你们要不要我继续讲下去?”一派“江青文革”的作派!人之无耻,竟有如此者。

  所以,做诗的事情,要从第三代做起,不是为了超越李杜,为了炫耀,而只是为了修养身心,传承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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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术报 争鸣 00030 关于做诗(四) □徐建融 2009-2-7 48256DEA008181F5482575510025E9AF[]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