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公忠义之节皎如日月，其为人尊严刚劲，像其笔画。”欧阳修《集古录》中比较早就提及人品与书品的关系，对颜真卿人书合一推崇备至。但宋代论书还是多强调修养范围，到了明代之后，评书论人时才逐渐把人品论引入道德范畴。大致分四大类：一、人品好，书法不好；二、人品好，书法好；三、人品坏，书法好；四、人品坏，书法不好。

　　书法是一门艺术。第一类的人，无论他对历史、文化有多大贡献，但他因书法不好，称不上是书法家，这种情况就不在此讨论。第四类人，人品既差，书法也不行。那根本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因此就只有第二类的人品好，书法好；和第三类的书法好，人品坏的两种类型值得讨论了。

　　如果泛泛而谈，古人无非是这两种主张，一种认为人品好，书法才会好；两者决不可分。一种认为书法是独立的艺术，人品和艺术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书法好坏与人品无关。但要细细分析古人的主张，情况就很杂复了。

　　人品好，才能写好字。傅山说：“作字先作人。”朱和羹在《临池心解》中说：“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品下者，虽激昂顿挫，俨然可观，而纵横刚暴，未免流露楮外。”朱和羹认为品格低下的人，在书法技法上能修炼得不错，但意境上自然会流露出纵横刚暴，这就不是好作品了。

　　刘熙载《艺概·书概》：“写字者，写志也。”这种观点与傅山、朱和羹的观点很相似。所以作为读者，对这些理论就得细心思考。总之无论傅山或是朱和羹、刘熙载，他们认为要有好人品然后才有好书品，这一点是始终坚持的。这有点像现在有一体育竞赛中的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最终名次是以两项相加的总成绩来决定。

　　要书法好，必须具备多种条件，但人品总是第一位的。项穆在《书法雅言·心相》：“人由心正，书由笔正，即《诗》云‘思无邪’，《礼》曰‘毋不敬’。书法大旨，一语括之矣。……故欲正其书者，先正其笔，欲正其笔者，先正其心，若所谓诚意者，即以此心端己澄神，勿虚勿贰也。致知者，即以此心审其得失，明乎取舍也。”项穆已把书法艺术的问题转移为伦理道德的问题，在他的儒家思想里，要写好字，正直的人品是先决条件。

　　再举杨守敬《学书迩言·绪论》中一段话为例，他先引书法家梁山舟的话，说学书有三要，天分、多见、多写。杨守敬“又增以二要：一要品高，品高则下笔妍雅，不落尘俗；一要学富，胸罗万有，书卷之气，自然溢于行间。古之大家，莫不备此，断未有胸无点墨而能超轶等伦者也。”杨守敬很重视学富，但历代坏人中学富的也很多，所以他还是把品高排在第一位。

　　坏人也能写好书法，但少数。朱长文《续书断》：“夫书者，英杰之余事，文章之急务也。虽其为道，贤不肖皆可学，然贤者能之常多，不肖者能之常少也。”这是从书法史的实际情况立论，所以朱长文认为不肖之徒也可能写出好作品，只是少一些。人品好固然重要，但不是决定性的条件，书法家中也有例外。如赵孟頫、王铎都是在出处气节上受后人指责的，而两人的书法又为后人所赞许。

　　人品差的人也可能产生书法佳作，但因人品差，虽工不贵。苏轼说：“古之论书者兼论其生平。苟非其人，虽工不贵也。”“虽工不贵”说得太好了!苏轼是正人君子，是大学者，对书法史了如指掌，又与蔡京是同时代人，亲受其害，亲见蔡京书法作品。无论“虽工不贵”是中年或晚年说的，以现实来印证这句话，相信他自己也会觉得客观而公正。

　　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在论书中也持这样的观点：“学书要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这意思很清楚，人格低下的人，有的字也写得很好，但他的字纵然写得像钟鲧、王羲之那么好，也只是个俗人。

　　书法好，人品也要好，这正是我们今天文艺界大力提倡的“德艺双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