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就艺术实践而言，大可以在题材与手法二者间寻踪，即以“画什么”和“怎么画”来论。篆刻亦然，即“刻什么”和“怎么刻”的问题。篆刻家对《心经》的选题，素来不乏其人，而选刻《古琴谱》琴曲名者似寡，或许可说，海龙对这一题材是情有独衷了。

　　二、古意。选择古典词句，古意自然流布其间。而海龙更表现出对于战国古玺印的宠爱有加，字法常在三代吉金、先秦文字间徘徊，又能参以己意，既拟古又见自造之功。

　　二、刀味。海龙印作保留“刀味”，所刻精纯利落，隽雅可观。其刀法冲切结合，得意于峭拔而能爽洁，浑穆而能古雅，线质凌利而无芒刺感。试想，那石屑翻溅的瞬间，正可谓心头一种活泼泼地跃动着的雅逸的波澜呈现。

　　观当下艺坛，众多从艺者涌在艺术大厦的入口处，躁动而惶惶。然而，是选择传统还是创新?然而，如何传统?如何创新?推陈出新是手段还是目的?可以说，把持相同的刻刀，遵循相同的规则，往往胸怀各异，表现也自然参差。那种“主旋律”式的胜利和激进主义者的狂欢，要么陷入俗套而短缺激情，要么毫无节制地鼓荡着情绪，实则虚张生势，透支能量和健康，乃竭泽而渔之为。

　　马一浮言其:“于华严悟刻印之道”，认为“华严宗有语二，曰行布不碍圆融，圆融不碍行布。刻印之道尽此矣。”可以说，在含蓄与张扬之间，海龙坚决地选择了前者。当其所言，到了“如今猛利之气渐消”的年龄，于“张扬”之举自然是不为而非无为也。当然，其作印并不违今日开放气质，唯将锋芒敛而又敛，意在打回原形，于古法中寻内蕴，于平和静穆中求长久，以古玺之偶尔烂漫处寻开张。海龙之探寻，即于石上求“圆融”，并于当下印风之再一搜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