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有了纸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使读书的人多起来，对书籍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了。

　　晋朝初年，官府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南北朝时候，梁元帝在江陵有书籍七万多卷。而隋朝嘉则殿中藏书有三十七万卷，这是我国古代国家图书馆最高的藏书记录。

　　那时的书都是手抄本,费时费财。后来，劳动人民在拓碑和印章两种方法的启发下，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九世纪时，雕版印书已相当普遍了。

　　到了宋，印刷业愈加发达，全国各地到处刻书。北宋初年，成都印《大藏经》，刻板十三万块；政府的中央教育机构——国子监，印经史方面的书籍，刻板十多万块。

　　古代的湖州，私家坊刻有口皆碑。著名的“湖州闵版”，乃明万历、天启年间，吴兴闵齐伋、凌濛初采用朱墨与五色套版所印之书。他们选择经、史、子、集各类凡士人习用书籍，使用方正宋体字和优质白纸，作朱墨两色或兼用黛、紫、黄各色套印。“湖州闵版”特点为词义显豁，脉络分明，行疏幅广，光彩夺目。

　　现在，手头的这部先贤《诗稿》，数月来一直为笔者灯下研读、回味之本。其作者赵景原乃笔者同邑，去世前一直生活在出产白果与人瑞的长兴小浦。

　　翻开《诗稿》，老人家如是作自我介绍。

　　“我原名汝骅字伯笃，后改景原，笔名花奴。1914年出生于长兴合溪祖居。由于世代书香，在1920年7岁时，即由先父同甫公教读。先父1878年至1933年，系清光绪戊戌科秀才，著作甚富。……”

　　1989年，“岁次已巳冬”，老人大约感觉来日无多，便在儿子、学生的协助下，开始整理自己多年来创作的诗词稿。他从数千首诗词中选编了一套3本《诗稿》，由“江南猫王”之誉的陈莲涛题鉴。据说好像是儿子用卖了两头猪的钱，为他自做自制而成（真乃乡间动人风景，让人产生写首赞美诗的冲动！）油印、竹纸本，锦缎线装，想来共制不过数十套，分赠经常往来的诗友、词友、文友、书友、画友罢了。我得到的，是他儿子赠送的全套中的第一本，共有200余页。

　　由于景原先生是原长兴知名的“箬溪书画社”之一员，又极擅写诗、作画、交友，故人脉甚广。翻开这本已有些泛黄的诗词稿的扉页，他广阔的交友面得到印证——众多友人都为他题写了贺词：王华——“诗中有画”，浙北老人九十一岁詹晓岩——“胸怀旷达，风格高超”，金华夏家丞——“文笔精华”，淮阴王顺叶——“雅俗共赏”，楚州王鸿澜—— “游于艺”，另有蘋洲女史、姚公协、殷乐游、陈焕文、杨毫、严济勲、刘雪樵、臧巢父、殷鹤舫、峥浩、郑翼飞等。这种合奏近乎使人想到晋朝竹林里的多少“贤”，或者绍兴兰亭历史上的某次雅集，个个可圈可点。

　　前年早些时候，笔者到小浦老人故宅寻访，现在各村忙着给人家红白喜事做酒肆的小儿子赵晓明说：“我父亲生前好客，那是远近有名的。”家里友人们往来，常年不断。“谁来谁没来，我常陪父亲到家门口的小浦火车站接人，很多都是远道而至。”有时饭菜一备就是两桌，老先生们一住就是几天。他们相互酬唱，不管外面的事情，好像自己都是古代的人，优哉乐哉。“我那时给他们烧菜做饭，也不时跑到客厅里，看这些老先生们如何挥毫或品画。”

　　翻阅《诗稿》第一部，不难发现，热爱生命的传统文化继承者花奴先生，写了大量歌咏动物的五言、七言古体诗，题材涉及龙、虎、马、牛、羊、犬、鸡，鹅、鱼、虾、蟹、蜂、蝶、螳螂、蝉、蜻蜓、纺织娘、蟋蟀等，其中以写“芦雁”为最多。这些芦雁诗作后来被他的好友叶小舫题在了画作上：“鸿雁南来报晚秋，飞鸣宿食各优游。平安两字传佳讯，曾为苏卿寄远邮”，成为两位乡贤“诗画合一”的永久见证。赵景原曾得叶氏所送“画中有山水花鸟雄鸡”的佳作，他还特别赠诗一首相谢，真是诗情画意情真切。

　　现在的著者们，都赶上了好时代。前些年书号可以买卖，一个书号的“篮子”里，可一次装进10本20本书，装帧的精美难以想象。这应该是好事，大好事，它使许多劳心者的灯下笔耕、砚田勤作，都得以体面地装扮问世。以湖州来说，这些年来，所出各类书册、书画集达数百部（卷）之多，仅笔者受赠的一只书柜还放不下。这是前辈们闭目前盼不到的好光景。但一个人出集太频，群体们付梓过滥，难免水分就多了。水乡“鱼”多，鱼龙混杂，鱼目混珠，就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也是对读者的不负责。

　　民间有“好诗”，草根有“真言”。大凡前一段，在网上的天涯“惠风楼”，关注一个关于“湖州书画家”话题者，肯定也有这样的感叹。100多个跟帖的话题评说中，尽管时有嘈杂，也见意气，但一些真知灼见，如书画家是否“缺文化”、湖州书画家作为一个整体应备“流派应有的凝聚力与创作风貌”、学书画的“练拳”与“练功”之别、艺术家首先应该是个鉴赏家、湖州书画家可以适时选择去院校“充电”，加强理论装备等，还是值得我们品味、思索的。

　　不读书，无以学。普通老百姓要读书，学者专家教授要读书，书家画家也要读书。现在回想起来，湖州许多老一辈书画家、文人雅士们之所以在剔除他们某些孱弱之处外仍让我们景仰，乃在于他们烟云供养外，皆长期浸淫诗书，有的还是饱学之士。我们说健在的吴迪庵先生是“当代的民国人”，主要还是较膺服其旧学。现在有些书画家也看书，但似乎他们的“看”就是翻阅印刷华美的图片。蜻蜓点水，浮光掠影。或者稍稍拓展一点，看些历史上的书画家传记、言论，亦浅尝辄止。至于相关的文学、哲学、美学、史学，是甚无兴致，也可能实在是无法“消受”的。

　　可能还要结合自己的身体力行、思考感悟而学，“学而不思则罔”么。既然扯到了书画家“看书”的练“内功”，现在我还想旁及一下他们的一项“外功”——写生。

　　按评论家许宏泉的说法，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只有花鸟画才有现代意义上的“写生”一说。山水画强调胸有丘壑，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乃是以心境观照自然。戴本孝有一方闲章“写心”。这“写心”便是宗炳所强调的“澄怀观道”。盖山水艺术实则是画家内心世界的外化。认为古人画山水不“写生”，多由闭门造车而来是错误的。闭门能造出来么？山是从哪里来的？还是由“澄怀观道”的过程而来。可见，古人所谓写生，严格来讲不是现在的对景写生，假如他也是对景写生的话，只是以心灵来写。现在的画家不仅强调对景写生，像前一阵许多湖州画家热衷到龙王山，这会儿又热衷到下渚湖，或放言把自己的“心灵家园”安放在南太湖，且以刻画繁琐为能事为功力，超越这种照相式的“写生”而能得“心源”者似乎不多。他们如此选择的“文化背景及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回答也是黄宾虹、李可染甚至董其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俨然成为他们对景写生的一个口号。是的，黄宾虹先生也写生，但我们从他大量的写生稿上可看到，他实际上是以心理来观照自然的写生方法。而到了李可染那里，就沦为了是对景写生。对景的写生不是李可染的发明，也不是古人的，是毗邻湖州的宜兴人徐悲鸿等前辈从国外带来的“洋派”。李可染等的对景写生，显然受到了西洋甚至前苏联的影响。这种对景写生与中国传统山水绘画审美取向是相背的，与其说是发展毋宁说是退化。而我们湖州一些画家还将其奉为圭臬，乐此不疲。由此，书画集出得再多，也只徒留“资料价值”罢了。

　　如今，尽管赵景原先生的《诗稿》未被刊行，但毕竟尚有纸本传世，幸矣。无法想见的是，百十年来，仅湖州这块土地上，还有多少遗珠未拾以至为岁月泥沙淹没。及至，有多少词赋好手，也因时代、学阀、“官学”的唾弃而折戟。更有甚者，贫困与愚昧胶合的砒霜，让你悲怆、痛楚、颤栗至麻木而死。在笔者成长的乡间，隔壁村有个老黄埔军校毕业生。年老体弱仍夜晚秉烛，著述他曾经的见闻与人生的颠沛。书稿盈尺，老人正思量如何制书，刁蛮的儿媳一次口角，一骂老人不躬农事，“吃白食”，二斥老人夜晚还不得息，浪费煤油，硬是将书稿当面撕碎填入火堂。一旁不肖之子也“戚戚然”，快哉快哉。老人当晚悬梁自尽——悲夫，以至数十载后的今夜，仍让晚生我在堆积如山的书册与电脑键盘前狂呼：“风景惨痛如斯，让我来写首哀歌、写首咒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