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下苏州，便想起郁达夫《苏州烟雨记》中的那些话：“在都市的沉浊的空气中栖息的裸虫！在利欲的争场上吸血的战士！年年岁岁，不知四季的变迁，同鼹鼠似地埋伏在软红尘里的男男女女！……请你们跟了我来，我要去寻访伍子胥吹箫乞食之乡，展拜秦始皇求剑凿穿之墓，并想看看那有名的姑苏台苑哩！”可如今的苏州亦非往日的苏台，但比起北京喧嚣，这里委实能让我悠然地吸上几口清新的气息。

　　傍晚，和友人沿道前街散步，竟不知不觉到了锦帆路，路过章太炎的故居。两幢被称之“国房”的青砖“民式”老楼，掩现古树浓阴之间。高围深院，亦如先生之门墙，不可企及。我曾多次从门前路过，大概因为门口挂着什么会的牌子，以为公家办公场所，谅是不便入内。门前已不见“章氏讲学会”和那“制言半月刊”的牌子。从知堂先生的文章中获知章先生的墓曾在故居的后院。我生也晚，章先生自不可见，章墓是应该一谒的。

　　章太炎大名鼎鼎，其学谅也深不可及，故而章的那些太学术的著作我也未曾读过，但对章的生平行迹却兴趣十足。周劭先生有篇旧文《半小时访章记》（署名周黎庵）发表在1935年第78期《论语》杂志上，记叙三位年轻人贸然造访章宅的有趣片段。比如，写章的出现：“他步履端详，声息全无地从后门踱进来……章的身子本来已有了十五度，再略加几度，便算宾主揖让过了。”又“他穿着一件蓝色缎子棉袍，加上一件玄色大花对襟半臂，脑袋大得惊人，估量里面不知藏了多少‘国故’。”

　　今天，只能从这些文字里揣想着章先生的风度。

　　说来真是“故事”一般。从章馆门前走过，我还依依不舍地回望几眼，想当年章先生在此开馆授学，生徒云集，好生热闹，我若赶上，定也若那三位访章人一样投刺而入。正想着，走到了定慧寺巷口，朋友告之，双塔边有位宜兴人购下小楼，经营一些什件字画。便随之而入。长话短说，小坐片刻，主人竟出示章太炎行书条幅，一见大喜。主人倒也慷慨，拱手相让。并说：本想挂在橱窗，朱老头每天路过，让他看看。所称朱老头便是章先生晚年的学生朱季海先生。早就听说朱翁常在双塔吃茶，而访朱之意早在10年之前，未知是机缘未到还是生性懒散，一拖再拖。趁新得章字兴味正浓，次日一早，便约三两闲人赶来双塔。

　　以上是我《过章太炎故居访朱季海》一文的开头。虽说往事如梦，却总是耐人回味的。如今，章先生的书轴挂在我的书房，便也常常勾起我的江南之思。

　　鲁迅曾说，章太炎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留在学术史上还要大”。

　　这位章炳麟先生积极参加革命是实，盖因他天生反骨。他虽是荫甫太史的高足，其行径绝不走翰林进士的科举之路。他治国学，以古籍为考据的工具；而他的文字则竭力鼓吹革命，即逃亡日本，亦推行新进思想。次年归国，遂与邹容等人在上海组织爱国学社，并为邹容的《革命军》作序。革命失败，他与邹容、陈吉甫、钱允生等人被指为“伪作革命军匪人”入狱，却俨然豪烈，口呼“革命流血起，流血从我起”。

　　及至清亡建立民国，章已绝意锐进，唯以学术为乐。袁项城行帝制，章太炎又犯起革命的脾气，自由言论，被袁软禁于故都龙泉寺。章在狱中绝食抗议，似无一般书生的软弱。但这种凭着血气的刚强毕竟难敌时间的考验，无望之际，他寄信与夫人汤国黎，感叹“我死了之后，国粹便中断了”。由此可见，章氏的骨子里还是作学问的读书人，如许寿裳所说的“革命不忘讲学”。在章的眼里看来，所谓“国粹”，一是他的学问，二是他的风骨，追求自由反对保守的革命精神。

　　太炎先生的叛逆，积极的入世态度，故往往遭遇苦闷，不平则鸣，其言行在常人来看多少有点怪异，久而久之，便目之狂狷疯子之类。章太炎也并不忌讳人家呼他“章疯子”，他反对作古文，虽然他一生埋首典籍，他著《国故论衡》，却署《或古仑鱼》，怪特荒诞，也是他狷介的一个侧面。

　　《国故论衡》是太炎先生谈论国学的经典。前些时，报上见某教授称：现在谈论国学的人很多，如果你读不懂《国故论衡》，就免谈。从《国故论衡》到《章太炎的白话文》，章太炎外在白话文运动之始，他既不反对白话文（却反对白话诗）又不积极支持，也不能说是他对古文的怀念，可能更多的是他对当时白话流于通俗的失望。1935年，章太炎论及白话与文言的关系称：“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竟能离去文言否？”进一步认为“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白话与文言之关系》）事实上，五四时期的白话“夹生半熟”可能正是它的特点，以明清笔记加上英式散文，成为时尚之文体。及至今日，白话已如白水，寡淡无味，好在章先生眼不能见心即无烦了。

　　对“疯子”及“神经病”的议论，章太炎曾有一段精彩的自解：

　　大凡非常可怪的议论，不是神经病人,断不能想，就能想也不能说。遇着艰难困苦的时候，不是神经病的人,断不能百折不回，孤行己意。所以古来有大学问成大事业的,必得神经病才能做到。……为这缘故，兄弟承认自己有神经病，也愿诸位同志人人个个,都有一两分精神病;近来也传说某某是有神经病，某某也是有神经病。兄弟看来，不怕有神经病，只怕富贵利禄当面现（现面）前的时候，那神经病立刻就好了，这才是要不得呢!(《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1906年7月15日)。

　　“章疯子”的传闻很多，民国笔记中处处可见，故不费笔传播。回头说那日得到章先生的墨宝，次日即往镇江参加一个书学研讨会。客舍中出示与诸位理论家们欣赏。张铁林兄说：你还是要收一些好的书法。影视圈中张以富藏书法见著，王铎巨制、赵之谦尺牍皆是他重金所获，一时书法圈亦艳慕不已。我想同为收藏，只是兴趣各异罢了。而另一个理论家却说，字有问题，理由是鲁迅是章的弟子，书学章师，而此幅与鲁迅的字风格迥异。我也只能付之一笑。

　　太炎先生的书法以篆、行见长，倒是不曾见过他的隶书，而他的先生俞樾却是八分书法的名手。章太炎作篆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二徐（徐铉、徐锴）为宗，结字多见欹侧变化的异趣。往往参以行意，行笔洒脱，信手出之，但其篆法却极讲究，恪守《说文》。

　　太炎先生的行书也是迥异时流的阁帖风气，以颜（平原）为骨，撷董（其昌）之韵，偶然参以篆书笔意，古拙生辣而又极具疏朗淡逸之气。当年，有马叙伦者说“太炎不能书”（《石屋馀沈》），这正是所谓书家的看法，而这种识见至今仍代表着那些“职业书家”的大多数的认同。诚可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