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识老许很早，十几年前，那时他写字、画画，满身带着黄山的烟云。

　　后来，我渐渐知道他有很广的交游圈子，办杂志得罪了不少人，也交了不少的朋友，然后喜欢唱昆曲、京剧，喜欢到各处去访历史文化名人的踪迹，喜欢收罗旧文化人的信札墨迹。而且，他有信仰，这信仰与文化态度有相当大的区别。这信仰里有诚致的爱心，可以评判历史人物和今人的得失，融会贯通之际，作者和书里面的人物以及读者也不禁心有灵犀起来。

　　我和宏泉现在都住在北京，但这是一个不仅已经没有了陈宝箴、李慈铭的北京，同时也是没有了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甚至周作人的北京。所以他总是要到历史中去寻找踪影，而我只在书斋中流连忘返了——所以我辈生而今又以文章为业，前辈的风流真成梦寐。

　　当我再见他时，他拿出一叠多年收罗的墨迹出来，我做学术史我知道，这些人都是学术史或文化史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可能“书法史”并写不到他们。我不禁吃惊，他也不过40出头，但喜欢的都是老派的事业，甚至要一直上溯到300年还不肯罢休。

　　他一边收罗，一边写，凝聚成了两册《管领风骚三百年》，设计得雅致，内容更是引人。书签也好，一出于王世襄之手，一出于余英时之手，二位都学有专长，满腹的经纶，而非只能写字。当然，像这样的两册书，并不是所有人都会被它吸引，因为对它的欣赏，需要一种学识，一种情怀。

　　我实在不愿意区分什么学者书法、专业书法或者业余书法之类的，我也实在理解为什么即使今人像林散之、高二适也都不愿意称自己是书法家一样。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将书法家从诗文、学养、性情中剥离出来，我不知道我们还要欣赏什么！

　　我曾用心地精读书论，对黄山谷所说的“学书需要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目乃可贵。若其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深信不疑。因为我相信山谷老人情真意挚，深怕一点一画不带了文化的气息，唐突了观者的感觉，坏了书法的品格。

　　宏泉此书，既是学术，又是艺术，二者都不好写。天下的好文章，都要有布局，可是一旦有了布局，难免就有造作，一字一字地填上去，却非“情见乎词”。但宏泉于文章之道操控自如，笔下波光潋滟，闪烁着明清以降文人的优雅与贵气。

　　在他的笔下，不论是龚鼎孳、查士标、钱泳，还是郑孝胥、陈曾寿、梁鼎芬，令他念念不忘的，也是书里面所凝聚着的，那些人在时光中留下的轨迹，这轨迹，有可歌，有可泣者，亦有足令惋惜者也。于是，老许把最美好的文字和无尽的怀想，留给了历史上的名士，这些墨迹启示他一起穿越了岁月。读者有幸，借了老许的文章，从这沉郁的岁月中撷取到少许馨香之意，便是有缘了。

　　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旧”东西是有“生命”的，就像翻检前人留下的一个箱子，除了能够从里面找到一些让我们感觉新奇的玩艺，比如旧的信封、旧的照片、旧的日记、旧的砚台与墨锭。当这些东西积攒多了，主人的影子大概也就渐渐立体了。而流露在前人笔墨中的，所以可贵，是因为有国仇家恨，有经历烽火，有刻骨铭心，而无今天人们普遍讨厌的机巧与做作。

　　老许不仅收集、交换、买，还读、考、释、赏。其中不乏文学史上的煌煌巨制，比如吴梅村《雕桥庄歌》，除写作俱佳之外，更是一代文献！老许关注字里面的事，事背后的人，人所处的那个时代，一件一件地数过去，骚雅与墨韵，也就呈现在后人的面前了。

　　你看那书中一帧一帧遗迹的照片，无不证明他有心寻过，那些荒芜了的遗迹，直像是斜阳余晖悬不尽的一抹轻愁。

　　董桥曾经引用过老辈人的说法，说读书人的四重境界：第一体现在买要读的书，第二体现在买想读的书，第三立誓读遍藏书，最后，则专门买那些插画装帧漂亮的书。董桥的年龄比我大得多，自称已经要进入第四期了，我虽年轻，但也更喜欢那些插画装帧漂亮的书，因为它也体现了作家的文心所在。

　　有趣的是，宏泉至今保持着并以“农民”的身份出现在“文化界”，但他身上却是一种传统中国文人所陶养出来的意趣。这些意趣几乎被城里的摩天大楼挤压没了，也掠夺去了，可他还留着一块照见古道颜色的心田。我几乎每天都站在自己的书房前看着夕阳沉去，仿佛在这个没有文化的时代，油然而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

　　读他的书，最好找一个远离了尘嚣的地方，一页一页地细翻，推敲旧文人笔下的情致，才知那有品位的笔墨离我们究竟有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