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界正在面临一个点石成金的时期，烂画都能卖钱，一些三流和不入流的画家在雅昌艺术网显示着可观的价位。中国仍然还是一个穷国，但富人的总数却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总数。闲置的资金太多，富人们都在寻找投资出路。汽车市场萎缩了；房地产被抑制了；投资煤矿太冒险，随时会因为发生矿难而破产；人民币以至美元会不会在某一天像前苏联的卢布一样一落千丈，谁也不能担保。在这个物质第一的时代，一大捆纸币也没有一小件艺术品保险。这大体是美术市场如火如荼的直接原因，而不是由于美术界凭空冒出了一批大师和杰作。如同一场天灾造成了大面积的食物短缺，以致陈年霉米和夹生饭菜都能高价出售。

　　有了钱，艺术家们在干什么，状况如何，没有人去调查。不过只要稍加注意，就不难发现不少在商业上成功的画家，包括某些被视为时代精英的前卫艺术家，他们的心态和状态变得同贪官没有多大区别。他们不再读书和思考，他们的作品同贪官的政绩一样平庸或糟糕；他们成了变相的印钞机，如同贪官洗钱的速度一样快捷；他们的生活同贪官一样可以媲美，飙车、遛狗、豪赌和攀比。经济地位决定着人们的生存逻辑，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如此鲜明。看不到美术界的暴发户们对美术事业表示出超越个人的关怀。这群人还有多少位值得期待？任何还在从事批评的撰稿人只要稍加思索都会感到气馁。钱多了的人如同吃饱了的人容易睡觉一样，不再有自我的危机和超越自我的冲动，不再有创作野心，不再有学术憧憬，不再有艺术的追求，而只有看到不尽头的复制。市场改造着他们从事艺术的动机，他们在精神上已经走向了自己的对立面。我想提醒那些收藏艺术的圈外人：收藏作品不仅仅在于收藏画，更重要的是收藏人，你看他都不像一个人物，有多大收藏价值？在古代，艺术品的价值同人的综合实力是联系有一起的。王维、赵孟頫、倪云林、董其昌、四王、郑板桥，哪一个是只知道画画的浅薄画匠？黄宾虹不编《美术丛书》，他的画价就将大打折扣。徐悲鸿、刘海粟、潘天寿如果没有画外功夫，史论家会对他们表示关注吗？

　　不过徐悲鸿的画被市场用大跃进速度，炒到每平方尺378万多元人民币，显然不妥。王维的《江山雪霁卷》，流传到明代，董其昌把它誉为“墨皇”，也就是水墨画传世作品中的皇帝。手卷通常是一匹绢，唐绢一匹的面积约18平方尺。《江山雪霁卷》在明代的售价是一千三百金，一金值银五两，每两银子可以买大米约50公斤，换算成人民币，将近100万元。后来涨到三千金，价格也不敌徐画1尺，且不说王画罕见而徐画众多。整个国际拍卖市场的画价都高得邪门，它是商场投机的产物。人们常常看到被人假冒的画家出面指伪的报道，却不见画家出面抑制虚火的举动。这表明在美术界这个红得发紫的乐园中，所有的当事人都在欣然接受突如其来的财运，没有人探究画价的合理尺度。这种最终会葬送市场的国际趋势，人类的理智不可能让它持续下去，应该课以重税来抑制拍场中盲目抬价的赌徒。拍场上的赌徒往往是一些身份暧昧的时髦小姐，竞拍唤起的只是她们攀比贪婪的欲望。这帮艺术的占有者们同艺术标榜的精神品质，两者形成的关系流于荒诞。

　　在世的知名画家，吴冠中的价格最高。吴冠中作品的总成交额突破了4个亿，倒退二十年，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有人讲吴冠中出名，靠的是留法同学如朱德群、熊秉明等人帮忙宣传的结果，不过吴冠中的画外功夫，无疑超出了目前浮在面上的各个年龄层的众多画家。他能说会写，文笔像画笔一样清新。吴冠中的作品抒情而雅致，它们受宠预示着艺术格调和志趣的转换，预示着狂躁画风的失势，也预示着一个平淡时代的来临。吴冠中的一些平庸之作被人炒到高价，也同样是商业投机行为，谈不上什么对艺术的尊重。吴冠中先生有责任对此带头发表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