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国展的特殊性质，事先已经作了足够的心理准备，然而看过展览之后仍然觉得非常失望——毕竟，除了少数已经声名卓著的画家几乎可以预期的作品之外，在挂满艺术馆整整三层楼的规模庞大的展览上竟然鲜有亮色。

　　比较而言，少数参展的知名艺术家仍然保持了很高的水准。陈均德、冷军、祁海平等人的作品都显露出历经当代艺术潮流冲击之后洗尽铅华、淡泊自然的艺术状态；张冬峰、忻东旺等人仍然在沿着个人的艺术逻辑向前演进；李建忠、黄鸣等一批实力派画家也脱离了自己的经典样式进行着自我的蜕变；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井士剑，他的新作《以鼓击水》展现了那一代艺术家中已经少见的敏感与活力。

　　此外，有一些还不太知名的画家的作品也显示了不错的语言感觉，如杜海军的《都市印象》、王杰的《高原平湖》、许章伟的《圣城》等等。然而，在当下的艺术语境中，这些画家良好的语言感觉已经无法让人欣欣然——相对于那些主动或被动地排斥在展览之外的新锐艺术家强烈的内心体验和敏锐的艺术感觉，这些作品显然缺乏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生气，处处显现出中规中矩的学院派头。

　　作为六十年大庆的国展在主题上有所倾斜是可以理解的，但让人难以忍受的是这类作品语言品位的贫弱和内在精神的苍白。二十多年前，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1844年中国沿海口岸——码头的台阶》、何多苓的《春风已经苏醒》、《青春》，罗中立的《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都曾在一代人的心灵深处留下深深的烙印，然而，今天所谓的“主旋律作品”既没有体现出当代人面对重大的社会、历史主题应有的思想深度和情感爆发力，也看不到在新的艺术语境里应有的语言自觉。究其原因，恐怕是画家们已经自动地设定了这类主题的基本范式。作品不是源于真实的内心体验和自觉的艺术追求，而是应景和投机的结果。精神上的作茧自缚导致真实情感的缺失，情感的缺失则必然导致作品的苍白与贫弱。

　　更让人哑然失笑的则是一些明显模仿知名艺术家过去的主题和风格的作品。《农舍交际舞》、《夜宴》明显是模仿宫立龙、刘小东上世纪90年代的作品——尽管宫立龙表现的农民趣味多少意识到了特定时期的某种潜在的流行趣味，刘小东更是深刻地触及了一代人在特定时期特有的精神状态，然而，十几年之后早已经物是人非，艺术家本人的创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所体现的恶俗趣味和苍白、颓废的精神特征也根本不符合“主旋律”精神。此外，诸多小龙力游、小郭润文、小冷军的作品跟画家本人的作品一同出现在展览上，也算得上是国展常见的趣事了，这种恶性的自我繁衍和一代不如一代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恰好是整个展览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