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美术界召开了一个有关各艺术类学报的年会，会议期间满场的学刊主编、编辑在讨论到未来学报发展的时候满是悲哀，甚至有些哀怨。这样的场景在艺术家看来实在难以理解。堂堂的国家级学术期刊，把握着众多艺术家评职称、涨工资、抬画价的生杀大权，何来不满？

　　学刊在今天早已是问题百出，这种内忧外患的处境使得所谓的核心期刊在今天已经只能靠着形式上的话语勉强度日。纸媒在今天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各自的困境，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体制改革和自身蜕化的受难者。可以提出一个这样的疑问：假若国家取消了在核心刊物发论文的评职标准，还有谁去关注这些媒体？外部的压力使得学术期刊面临着要被改革的危险，由事业单位转向院办企业，自给自足已是难以逃避的事实。而一直躲在体制内的院校期刊难以承受这种突如其来的变革。而对一些以关注现场，注重新闻报道的杂志而言，这样的压力反而成为其更好发展的一种环境。抛开了亲生的，要来的也就不显得那么生疏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以论文为主的学术研究期刊会被忽略，或者说没有了价值。相反的是它可以促进学术期刊自身的自省性和修复性。

　　今天各艺术院校的期刊，很多都已经沦为发表论文评职称的工具，以至于收费版面成为这些所谓的研究期刊谋生的唯一手段。对于杂志而言发行量是一个杂志生存的根本，而这些学院期刊的发行量已是难以启齿，更不要谈学术的传播性和媒体的公共性。试问，有多少艺术家会订阅院校的期刊？其次，院校期刊急于金钱的诱惑，以及话语权的在握，成了一名甘愿成为制度保护下的乖乖女。当然，学院出经费，理应照顾学院内部的教师，但问题在于是不是这些教师的文章具有学术价值，假若没有，又为何能成为所谓的“学术核心”？暂不论这种制度本身有什么问题，但养成这种自甘堕落的惰性又何尝不是不作为的“官僚主义”？当翻开这些印着“金字招牌”的学术核心期刊后，其可读性在逐渐减少，满眼的交费版面，满眼的伪学术，应付文章又何能勾起我们阅读的乐趣？收费也不是问题，毕竟生存是前提，传播是使命，但是不是收了费就可以没有门槛，没有标准？而阿Q精神式的回答：“我们是为学院教育服务，不需要那么多读者。”请问，这些学院的师生又能从中汲取多少有效的知识？假若只是为了本校师生评职称的方便，那么为何挂以“国家”字样？是不是上面有政策，下面就有对策？

　　滑稽的是，今天的出版及院校的制度改革逐渐将这些大门不出，二门不入的乖乖女推向了前沿，这也就解释了为何哀怨的问题。制度可以给予无忧无虑的保障，但制度也在变化，也可以使之流落街头，自寻生路。水可载舟亦可覆舟。这些在制度转型中最后的“钉子户”们，拒绝拆迁的诉求是否合理？不知它的理由是捍卫学术，还是捍卫媒体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