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游记文学，由来已久。唐代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是最著名的。晚清开始有了游历、考察欧美的国外游记，如王韬的《漫游随录》，李圭的《环游地球新录·赴美纪略》，康有为的《意大林游记》和《法兰西游记》，但它们都未涉及外国的艺术。只有钱单士厘女士的《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才稍稍涉及外国的艺术，不过语焉不详。“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后，去欧美留学的中国人多起来了，在他们的游记文学中，已约略记叙到域外的艺术，但因为他们不是艺术家，所记叙的也只是域外艺术的浮光掠影。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国外游记文学已在百种以上，但是，仍然没有一部专门描写、记叙外国艺术的作品。游记文学中的这一空白，终于由名作家兼名画家、文化名人王川的《艺术地图》（凤凰出版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所填补。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二十年间，王川以“天涯孤旅”的身份，游览、考察了亚、欧、非十七个国家的世界级艺术，描摩、记叙、评价了数以百计的杰出的世界艺术作品，显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名人的宽广博大的文化胸襟。王川在写作中奔放热情，文笔跳脱潇洒。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描述世界级艺术的高精尖游记文学作品。

　　王川以作家兼画家的双重视角观察艺术，常常使他一语道出世界艺术珍品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所在。通过对两百多种艺术珍品的鉴赏和品评，王川向我们展现了一个壮美、雄美、优美的艺术世界，昭示读者，它们之所以无与伦比，有其深刻的内在的成功奥秘：

　　其一，是它们都显现了鲜明、浓厚、至美的民族特色。五千年前，埃及就建造成功了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门卡乌拉金字塔，他们是祖孙三代埃及法老。这些金字塔在撒哈拉炎热的绝漠黄沙中矗立了数千年，经受着风沙的侵蚀仍挺然而立，“一切都怕时间，而时间却怕金字塔。”金字塔完全是古埃及民众所创造，是彻底的民族的，“厚重磅礴，大气凛然，留给人一种冷峻、漠然和傲然的粗犷感觉，令人悚然屏息。”这就是金字塔这一伟大艺术所显示出来的埃及的民族精神。葡萄牙，欧洲的乡村，但在五百年前，却是世界上的航海强国。达·伽马是真正到达印度的第一人，纠正了哥伦布以为他偶然发现的新大陆就是印度的错误，从欧洲直航印度的航路就此开通。为了纪念葡萄牙历史上所有的航海发现者，葡萄牙政府在20世纪六十年代，于里斯本濒临出海口的特茹河畔，建立了一座高大的纪念碑——发现者纪念碑。这是一座非凡的艺术品，是一组环境艺术。它的碑体呈船形，下部是三角形的船头，上部是三层圆弧状的帆形，被纪念的所有航海发现者都站立在船弦上，非常宏伟。这一惊世的“发现者纪念碑”，又是葡萄牙的民族艺术，体现了葡萄牙人的冒险精神、创业精神、发现精神。王川揭示，凡是无与伦比的艺术品，都是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的。

　　但是，王川不是考察和品赏几个国家的艺术，而是考察和品赏了17个国家的艺术：建筑、雕塑、绘画、音乐和文学等，因此，经过比较，王川又发现，凡是东西方及洲际之间进行了文化交流后产生的艺术品，又无不呈现出不同程度文化交融的特色。这在土耳其的艺术中体现得尤其显著。土耳其这个国家的伊斯坦布尔市，曾经是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因此，土耳其是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东方人眼中的西方。土耳其有许多艺术珍品，都呈现出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特色。索菲亚大教堂打破了希腊神殿的山花廊柱式和罗马神庙的穹顶拱廊式规范而重砌炉灶，但又借鉴了希腊的柱式和罗马的穹顶而有所发展，从而形成了拜占庭建筑具有十字形的结构和巨大的穹顶的两大显著特点。其后，土耳其的苏丹们把这座教堂改造成了清真寺，但并未对教堂的结构伤筋动骨。这样，就使得这座千年古寺在做了九百一十六年的基督教堂和四百一十八年的清真寺之后，一旦被改为博物馆，参观的观众们还能从里面同时看到耶稣的形象与安拉的名字并存的奇迹。

　　《艺术地图》不只深刻揭示了无与伦比的世界级艺术所内蕴的成功奥秘，还充分表现了名人王川的宽广博大的文化胸襟，显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的“三宽”情怀：即对历史文化现象的宽厚，对世界艺术的宽待，尤其是对世界级学者、艺术家的宽容。瑞典的大探险家也是大学者斯文·赫定，以西方人的眼光，认真、锐利而长期地扫视和探究了中国。他曾说过：“来了，见到了，就征服了！”这是亚历山大当年东征时喊的一句话。由此也曾引起过某些中国学者对斯文·赫定的误解。但王川从斯文·赫定一生的活动，尤其是从斯文·赫定对中国的探索活动及其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态度的整体估价中，认为“如果不把这句话看成是殖民者宣言的话，那应当是代表着西方学者们对神秘的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态度，对于那些开辟荆莽的先驱者来说，某种意义上确是如此。”如此看待和对待斯文·赫定，无疑是应有的正确态度。瑞典载誉世界的地质学家安特生，是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者之一，他的铜像已经竖立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的前面。是他在河南仰韶村发现了有着厚厚的文化堆积层，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器和工具。安特生将它命名为“仰韶文化”。当年，安特生将他未带走的一批彩陶存放于甘肃，它们经过四方辗转，最后竟然片陶无存。而他交还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半彩陶则历经磨难，最后也不知所终了。北京猿人化石也未能避免失踪的命运。对于某些流失在国外的文物，王川写道：“我们不能怀着民族主义的观点而偏激地要求全部归还，更不能认为凡是流失在外国的中国文物都是外国人盗走和抢走的。至少在瑞典，还有几个与中国友好的例子。”这样看待外国的“中国通”，这样看待流失在外国的中国文物，体现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名人的宽广博大的文化胸襟。我是十分欣赏王川的这种“三宽”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