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君：

　　好！

　　我已在返回香港的飞机上了，终于可以利用短暂的空闲读完手冢治虫的小书。你知道的，他是我儿时的偶像，当然还有我一直挚爱的“阿童木”。关于小书的评论文章，我还在酝酿中，不过相信很快会在这个栏目内刊出。的确，手冢和他画笔下人物的精神至今仍鼓舞着我——我是研究“故纸堆”里的学问的人，然而，我总是相信，这些现代社会边缘的旧物事仍然还有他们新的生命力，因为那曾是人类生存最真切的记录，或好、或恶，都代表了先民的欢欣与苦楚。

　　然而，若多年来，我们这个可以关涉寰宇中互动着的“人和物”的“工艺美术——设计艺术”学科，却始终被遮蔽在一个遭人遗忘的角落。说实话，以中国古代为例，尽管文人曾经鄙薄工匠，但我们还是有着相对大量的、关于“形而下”地制造和生存的载录文献。它们或是被“特权者”锁闭在图书馆、博物馆内，密布蛛网；或是彻底的惹人生厌，进而被斥为充满“荒唐言”的废物。

　　我不愿简单看待这类现象，很明显，其内还有不少值得我们分析的问题。比如，古代的工艺、设计类材料首先不论是否容易为现代人所接受，仅仅是其独特的书写风貌便足以令人兴味索然。可是，真正称得上优秀的工艺、设计文献，其实应该类似于现代的药品说明书——罗列一大堆原材料以及相当的制备工艺，同时最好还得详尽写下“出厂日期”、“有效日期”、“服用方法”、“灌装情况”、“抛弃指南”……这一切除非你生了病，着急忙慌地在药柜里翻腾外，你会关心吗？我们所说的可靠的日用“工艺”，正是这样一种“忘适之适”——当人们使用它时完全可以“忘怀”，但没有他人类又难得进步。

　　那么，面对一份曾经的“药品说明书”，或者就是面对一份器具的、服饰的“使用指南”、“养护指南”，历史学又将如何展开更有效的研究呢？这正是我对于你即将着手的关于明代《工部厂库须知》的探索的牵念。

　　事实上，除了王世襄先生和少数中国建筑史方向的人士，曾提及过《工部厂库须知》这部明代可以基本归入营建、考工类的著作外，工艺和设计历史理论界几乎无人触及。就体例分析，其行文影响到了清代雍正年间的《工程做法》，当然它们的源头之一便都是宋代《营造法式》一类的官书，继而与明清时期在民间可能影响更大的《鲁班经》系统相区别。

　　营建类官书的写法有趣之处就在于，它们还可以被归入到现代经济史研究的范畴：其内大量登记的不是描述性的分析语汇，而是些可以被称作定量性文献的工料核算等等。换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当时掌握营造技术的匠人才最终能够彻底破解那些数字可供实践的含义。当然，不要忘了另一类人——他们管理着工部以及类似的官方或半官方的营造类、考工类活动，而所谓“须知”其实可以言明，某种程度上就是经费开销控制预算与报告说明手册。

　　不过，故宫博物院的王璞子先生数十年对清代《工程做法》的研究，却不是简单地将这类著作当成预算手册和经费控制单来看的。他将一条一条枯燥的“奇怪数字”结合建筑实物，换算并表列出了大量可以指导我们现实操作的具体内容。

　　而我个人以及L君的一些关于礼经和造物的研究，实际也是从前辈们的思路中获得了明确的启发。落实到具体断代史层面，我们两人分别从明代关于严嵩的抄家档案《天水冰山录》，以及清代各部办事规程——“则例”入手，最终触及到了一个被称为“计量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的领域。

　　所谓“计量史学”一般即指“有意识地、有系统地采用数学方法和统计学方法从事历史研究工作的总称”（王小宽《译者的话》，弗拉德《计量史学方法导论》）。我绝非说这是工艺、设计史研究的必然归属与最高层次，但必须承认“计量”之出现的确令史学研究从对于宏观的、对于帝王将相的描述转入对于“社会过程”的微观分析之中。尽管其有一种“非人格化”的倾向，可是必须承认，经过仔细“演算”出的结论和动态模型，可以从很多角度上充分揭示旧时的工艺制造，甚至是艺术构思的根本问题。

　　是的，从事传统工艺文献的计量史学研究，一如国外学者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首先重视对于原始资料系统的分析与分类。而这，又正是中国古代重要学贤们所强调的目录学和版本学，以及对于名物进行考辨的“小学”。不错，关于此项，我在上几期的专栏文章中也已经有过申说了。

　　暂此不赘。

　　谨

　　致意！

　　学友：连　冕

　　草成于九龙油麻地庙街旁

　　2010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