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宏达（浙江画院画师、浙江省中国人物画研究会常务副秘书长）：冯先生，这次10月26日开幕的浙派人物画学术活动规模大，层次高，据我了解，文史馆系统有如此高端学术举措是少见的。

　　冯运榆（浙江省文史馆馆员、浙江画院国家一级美术师）：是的，浙江省文史馆是省政府直属的文化机构，在新形势下职能发生深刻变化，老年知识分子精英应该为建设文化大省作出重要贡献，所以选择“浙派人物画”这个曾经引为浙江骄傲的尖端学术命题，以“传承·发展”为宗旨展开研究活动是十分必要的，这事得到省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梁平波、魏新民等馆长领导也十分有力。我们邀请曾经在浙学习和工作过而在他省和北京的名家，如冯远、刘文西、刘健、杜滋龄、李山、李延生、王涛、杜觉民等参展，并与省内梁平波、吴永良、王庆明、吴山明、王赞、尉晓榕、池沙鸿等26位名家汇聚一起展示各自在沿着浙派人物画历史轨迹而发展的创作新成果。

　　余：十一届全国美展中国人物画出现工盛意衰倾向，那么你策划这次活动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对振兴中国意笔人物画的一种积极推动吗？

　　冯：去年馆领导作出决策后，我与方增先先生频繁切磋展事，我认为他是从历史使命感上意识到中国画出了问题，对“工盛意衰”局面是忧心忡忡的。中华美术不言而喻是中国画为核心体的，在民族自尊理念支撑下，受到全民族呵护和关爱，反映社会民生活动的人物画处于山水、花鸟前位，而水墨意笔一千余年构成独立于世界之林的艺术表现体系，也居于工笔画前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史诗长卷水墨一幕更表明水墨艺术的国粹特征。而依此推比，中国水墨意笔人物画是居于中华绘画最重要的核心位置上，又作为普遍共识的是“浙派人物画”是最有系统和典型的画派，因此研究其存在、发展是极具战略意义的。我想方先生提出“社会要关注、支持，领导部门要给予政策倾斜和扶持”是十分必要的。所以，这次学术活动得到省政府的支持，也正是政策倾斜的显示。

　　余：请你简述浙派人物画的由来情况。

　　冯：唐之后长达一千多年中国人物画是萧索、凋蔽的景象，仅出了陈洪绶、任伯年两位大家，是浙江人，虽然可以引为骄傲，但掩饰不了画史的悲哀。五四后，新学起来，有传统、写实和追慕西方现代艺术三派，历史充满变数，假设处在“民国”政体，绘画艺术必然漩涡在现代主义潮流里，中国人物画难有复兴之业，然而历史却在五星红旗下展开篇章，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是具象写实人物画蓬勃而起，遇上了振兴的大好时机。黄宾虹、潘天寿等大师都有漫长旧中国阅历而跨入新中国负有盛名的，而真正意义上是新中国培育而创造中国画辉煌的就是方增先、李震坚、周昌谷确立的具象写实又是传统意笔水墨，并且是反映现实生活的浙派人物画了。人称这是“入无人境地”，这个笔墨写实造型的体系由于有基础教学性、创作的实用性、理论的完备性，使它具有共通、共用的典型意义，故而播扬全国，应该说举国泛“浙派人物画”化了。

　　余：“浙派人物画”有过辉煌期，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出现了困顿、徘徊期，你如何看待呢。

　　冯：这是因为一个艺术体系形成后就易有经典意义的权威意识产生，法度森严的规范性，使“千人万人过独木桥”的境况出现，形成一个短暂凝滞的结壳期，从社会原因看，那是运动不绝、斗争不断的文艺封闭时期。在政治狭弄中创就的浙派人物画没有向外开拓研究条件，被封堵在成功的第一台阶上。熬过十年“文革”浩劫又遇上85现代新潮冲击，更陷入困顿的失落之中。实际上二十世纪出现了二场文化大革命，一是中国十年“文革”，二是西方一个世纪的现代主义“文革”，共同的特征是历史的虚无主义，一左一右二侧对文化史颠覆，所不同是前者以暴虐方式砸烂传统的“旧世界”，使现实成为文化沙漠和人性荒原，后者是在自由体制中一种与工业革命相适应并且图新求变而出现观念解放的艺术运动，确实也给世界带来更多拓展思维的新动力，而且对艺术发展具有精神启迪和形式语言借鉴的意义，但是这个世纪的震撼使社会上的人被抽象、被扭曲和被边缘化，这种淡漠人的文化空虚将转为文化危机，西方也将进入文化迷茫期，因此经受左右冲击的浙派人物画应该坚持人性化的写实性，方先生也谈到要相信写实恒久的前途，希望理论家多多阐述这个概念。关于坚持传统笔墨，现时浙派人物画仍有闪亮的优势，是地域传统积淀深厚的产物。

　　南宋之后这里崛起了绘画的“昆仑高原”，从五代贯休（浙江兰溪人）始作水墨人物至近代任伯年（浙江萧山人）至现代浙派人物画，艺术精英凸显如此光灿，坚持了艺术的民族独特优秀传统才能立足世界艺林。我们的山水名家童中焘先生力挺他那“标民族之异，立民族之新”的主张。方增先先生说：“今后的发展还是强调自己的路和自己的立场。”我以为世事多变也有不变，用八个字概括，“浙泽不竭、传统其犹”。

　　余：现在老中二代有优秀人才，而浙江象我之后年轻画家中画意笔人物的的确少了，毛笔提不起来，这种断层现象明显，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冯：我前不久问过一位聪明的年轻画家，你现在画得很现代，为什么不画意笔写实人物。他说：“那实在太难了，”而先前在电话中同方先生谈艺术时也惊奇他几次叹息“难呀”，反视自己曾以极大勇气回归浙派人物画已十年，也真认为是非常难，这是理论家所无法感受到的。用书写性笔墨，在渗化难控的生宣上，一气呵成地画就谨严造型的人物，而且即刻体现丰富传统理论所苟求的审美要求，并且还要表现出人的性格和精神，加之人物画作者还得兼学山水、花鸟来配景，苦学之度和量是太大了。年轻画家往往思维活跃，心理趋向于时尚文化式的现代艺术的出新，对这笔墨造型苦行的远程路途畏惧，于是游离而散，改道现代艺术，以为是立竿见影的便捷，其实能画好也是难事。

　　余：现在是文化多元的时代，你力挺的浙派人物画与多元关系应该怎样分析呢？

　　冯：多元的词，现在说熟透了，执一方技艺者都想凸显在众人之上，这是偏执了。艺术是有秩序的，就是有主与次，核心与外围之分，用个譬方，蒋兆和、黄胄、方增先艺术位在北京故宫区，程十发艺术就是在一环线、关良则在二、三环之外了，同样各画种在民族性主点上创新卓有成就者，才可列位故宫区，吴冠中定位在西画基础上，融传统而大成可入故宫。如果定位在中国画域，融西法而卓越只能居外围线了。用这个“秩序”说来分析，蒋兆和、黄胄、方增先，他们鼎足而立，各有强势。蒋兆和在塑造人物个性上深刻，但笔墨未突破，黄胄优在表现力上充满蓬勃奔放的豪气，但形象类同，缺少个性，而以方增先为代表的“浙派”体系正是兼二者之优，又有理论系统支撑，是学院型完整体系。笔墨、造型，如同油画系的素描、色彩一样，是重要的教学基础。浙派人物画已经泛化，但应该继续播扬，在浙江地域里，传统的光华、大师魂魄所凝结的翰墨高蹈氛围中，“浙派”所泛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尤为精深，随着播扬的广泛，应该成为新国学文化的重要部分，因此秩序排序中看这不是狭小的一元，而是多元中的核心之元。

　　余：这次外地请来的浙江出去的大名家，与本省名家相聚一起是又一次浙派人物画的盛会。那么这个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冯：从外地邀请来虽说是与浙江省有缘分的几位画家，但却是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如冯远、刘健先生是肩负中国文联和中国美协的领导重任，而刘文西先生是浙江去陕北而成就卓著的名家，开创了黄土高原派。我们特邀他出席，画派间相异特色的交流，会在振兴中国意笔人物画的共同目标上产生积极作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早负盛名的旅美浙派人物画家、已85岁的李山先生也遥寄作品参展，并寄以热情致辞。这是一次老中年浙江人物名家重要盛会，浙江省文史馆主导举办这次活动目的意义概括来说即是以传承·发展为主题，振兴、创新和宏大浙派人物画事业，促进中国当代水墨意笔人物画的繁荣，激励更多年轻有为者投入这艰巨、又重大的事业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