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布里希是著名的艺术史学者，除了其自身的努力和条件外，他的家庭背景、教育背景和时代背景的作用也很关键。据杨思梁教授介绍，二战的时候，贡布里希被迫跳出了学术圈子，用一种大众的语言去向普通受众、而不是专业学者传达出他知道什么，他看到什么，他听到什么。这迫使他用一种新的语言——英语，用浅近的语言去写作艺术史，这对他后来的成功有很大的帮助。

　　二战所导致的学术空间也使得他能够很快地为很多人接受。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一个新的学术中心，1933年之前没有人会想到美国去留学，二战使欧洲成为战场，几千位艺术史学者奔向美国。艺术史是个小专业，但是因为大批学者的集中，使其成为热点学科，在这样的背景下，像贡布里希他们就被请去了。贡布里希用普遍能听得懂的语言表述学术的问题，受到美国学术界的欢迎，所以他有机会多次去美国讲学。因此贡布里希是通过“普及”而扬名的艺术史家。

　　现在我们在学美术史、把美术史作为一个专业的时候会遇到这样两种体系。广州美术学院教授邵宏认为，贡布里希其实代表了这样两种体系，第一个是德语国家的一个体系，这是最传统的；第二个体系是英语国家的批评体系和鉴赏体系，这两种体系在贡布里希身上相遇了。在这之前，最早是沃尔夫林[Wolfflin,H ]的形式主义传到英国去以后，跟罗杰·弗莱[Roger Fry]的形式批评汇合，这就影响了英语国家发展的、一套用英语表述美术史的术语系统。等到二战中间，贡布里希到英国，就跟这个接上头了。德国艺术史教授卡尔·克劳斯柏格[Karl Clausberg]也说，他有在维也纳、柏林、伦敦学习的经历，这正是艺术史界的“学术金三角”。

　　贡布里希爵士生前的教席是“古典传统史教授”，从这个头衔也可以想见他问学的旨趣和规模。中国美院艺术人文学院副院长万木春认为，贡布里希并不以创造体系和理论为己任，相反他以反对黑格尔主义和“时代精神”而著名。他的学问立足于个案研究，说理总是伴随着丰富的举证。所以我们不能把贡布里希的学问简化为几条理论原则，把贡布里希看作舶来工具，贴上“贡布里希理论”的标签，削足适履到处“应用”，出了问题还要归咎于它。

　　万木春介绍说，中国美术学院自上世纪80年代起，在范景中教授的组织下，比较全面地翻译贡布里希爵士的著作，正是要向国内同仁展现一位西方古典人文主义学者学术生命的丰富细节。学问的精彩、学术的品格，都只有在细节中展示出来，也只有在静心细读中才能体会得到。这才是了解贡布里希，进而通过贡布里希一窥西方学术面貌的正确方法。

　　万木春进一步指出，翻译贡布里希并不意味着将贡布里希尊崇为某种学术标准，选择翻译贡布里希而不是其他人，是因为他是西方优秀艺术史家的杰出代表，是通过局部以窥全体的合适人选。有志于学习的同仁完全可以，也完全应当了解贡布里希以外的其他西方艺术史学者。你可以不喜欢贡布里希，可以反对贡布里希，但是你不会否认，他是值得尊敬的一位学者。如果你仔细读过他的著作，哪怕你不同意他的观点，也同样会在学问上受益，这不仅是对贡布里希应有的态度，也是对其他任何大学者应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