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奥纳尔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是在一块涂了一层含砷亚麻油的杨木板（长度约为76.2cm，宽约53cm）上为佛罗伦萨商人的妻子画像。由于木头是吸湿的材料，容易受潮，因此，必须细致地考虑画作的空气状况。糟糕的是，这块单薄的杨木板已经弯曲，而且，在画像的上半部分有一道裂缝。小小的红毛窃蠹已经在画的背面挖了数以千计的2-3毫米长的小洞。这是20世纪60年代（1962年）《蒙娜·丽莎》（Mona Lisa）这幅画赴美展览前夕，卢浮宫博物馆实验室主任玛德琳·阿沃尔夫人对它的物理状态所作的报告。时隔30年之后（1994年），在庆祝卢浮宫博物馆200周年的午宴上，该馆的官员们已经向记者们保证，《蒙娜·丽莎》将再也不会离开卢浮宫。2005年，此画在卢浮宫博物馆里获得了新的荣誉地位，经过4年的整修，19世纪的政务大厅（Salle des Etats）已经被重新设计。展厅采纳了来自天庭的自然光，它被单独布置在一堵将展厅一分为二的独立墙上，画的外面依然是防弹箱子，里面保持华氏68度的恒温和55%的湿度。它每年都接受一次全面检查。2009年，前来观看这幅画的人数已经超过900万。

　　当然，在此之前，这幅传世之作经历了一系列不同寻常的遭遇：1911年，《蒙娜·丽莎》在卢浮宫被偷。1913年新年前夕被送回。特别委员会发现了亮光漆上面的四处划痕：一道是在夫人脖子附近的风景处，另一道在人物的头发上，其余的两道在女主人的双肩上。1914年，此画再次迁移，被秘密地藏在一个酒商的运货马车后面，后运往南方的图卢兹。二战爆发时，《蒙娜·丽莎》不得不寻觅新的藏身之处。等送回卢浮宫时，根据实验室的记录，在画面上发现了轻微的损伤。1952年，一批受委托的专家聚集在一起讨论保护此画的最佳方案。他们建议，鉴于杨木板的扭曲状况，可以在画作背面加上四道裹上毡、交叉木条的保护装置，目的是为了防止画板的进一步扭曲。1956年12月30日，一个患有狂想症的男子将石块掷向乔孔达夫人，结果是它损毁了肖像肘部附近的画面。

　　《一个感动美国的故事——肯尼迪夫人与〈蒙娜·丽莎〉的相遇》（玛格丽特·莱斯利·戴维斯 著，丁宁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10月出版）就是一部详细讲述这幅名画赴美展览前前后后盛况的非虚构性（non-fiction）传记，我们仅从作者戴维斯女士在书中提及的资料来源就可以证实这一点：本书的许多材料来自于波士顿约翰·F·肯尼迪总统图书馆、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文件馆、白宫中央文件馆、白宫特别档案馆、国会图书馆卷宗、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档案馆的“特展出版物文件”、策展主题文档……更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作者获得肯尼迪总统女儿——卡洛琳·肯尼迪的许可，大量引用了其母杰奎琳·肯尼迪与时任华盛顿国家美术馆馆长的约翰·沃尔克（John Walker）的通信，毫无疑问，此书的叙述是建立在大量第一手文献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译者丁宁教授在译后记里称“其可信度堪比史述”并非过誉之词。

　　客观而言，这是一个仅有一幅画的独特展览，“总策展人”应该是当时的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国立美术馆馆长沃尔克、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长詹姆斯·J·罗瑞墨（James J. Rorimer）成为第一夫人的“助理策展人”。当然，该画作是法国出借给美国总统夫妇的殊例，在历史上绝无仅有；当然这离不开戴高乐总统及当时的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的支持。提及法国，就不能避开杰奎琳对法国文化及艺术的热爱，“杰奎琳对音乐、文学和绘画的偏爱反映了一个出身名门、眼界很高的女性的趣味。作为业余画家，她收藏18、19世纪的素描、美国现代绘画，经常光顾音乐会。偏爱法国艺术文化，被安德烈·马尔罗的小说深深吸引。”当然，她对艺术的支持态度集中体现在她在国家美术馆成立20周年庆典上所发表的言论：“……1961年3月19日，杰奎琳参加了华盛顿国家美术馆成立20周年庆典，此时距肯尼迪总统就职还不到8周时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直播节目上，杰奎琳坦言：‘它几乎也就像是我的生日一样，因为我对艺术的挚爱就是在那里萌发的。’” 随后她与肯尼迪总统一道，大力支持文化艺术。毋庸置疑，《蒙娜·丽莎》赴美展览是这一系列举措中的重要一环。

　　正如译者在译后记里所提及的，这是一部引人入胜的书，其情节如此跌宕起伏以至于吸引了几位导演前来与著者商谈拍摄电影之事宜。的确，这是一个绝佳的电影脚本。如果你拿到此书，会情不自禁地从头到尾详读，获得久违的阅读快感。此书充满着无数类似于微距镜头观察之下的细节：第一夫人种类繁复的衣着、考究的食物、总统在华盛顿美术馆开幕演说上的“救场”、戴高乐的阴晴不定、卢浮宫玛德琳·阿沃尔夫人“舍身救画”遇险、拥挤的场面、沃尔克与罗瑞墨的明争暗斗、大西洋两岸的媒体对名画赴美展览的指责、小男孩与小狗共享观看名作的体验等等。且看这一细节：“66000吨的客轮里有21部电梯、11层甲板和6个餐厅。当船长透露了真相之后，整艘邮轮沸腾了。船长打开上好的葡萄酒与香槟，为名画的首次访问新大陆而祝酒。乘客们穿上与蒙娜·丽莎一样的服装，沉浸于聚会和豪饮的快乐之中。超级邮轮上的屠宰师、糕点师及主食厨师们准备了莱奥纳尔多烤牛肉、蒙娜·丽莎色拉及乔孔达夫人冻糕等……有一天晚上，一个调皮的乘客甚至设法穿过层层防线，在戒备森严的《蒙娜·丽莎》客舱外放上了一双女鞋。（中译本140页）”。这种再现式的细节描述使得读者能够身临其境般感受名作的魅力。再如：“……詹姆斯·J·罗瑞墨曾派出‘密探’探查沃尔克如何在国家美术馆陈列名画的，同时评估观者的反映。他的线人回来报告说，画作悬挂得太高了，由于防弹玻璃反光的存在，人的观看效果打了折扣。灯光极为糟糕，观者只能够在两位荷枪实弹的海军陆战卫兵的监视下，用四五秒钟的时间匆匆瞥一下这位美人。更何况，用罗瑞墨的原话说，“海军陆战队制服的色彩有点过于杂乱了；它们会干扰人们对展品的注意力。”两位著名博物馆领导者之间的“竞争”大略可见一斑。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

　　正如作者在此书开头的“作者的话”所昭示的那样，这本专著的目的是为了描述《蒙娜·丽莎》在美国成功展览的历史。因此，上文所提及的种种织锦缎图案纹路式的细节无不为主旨服务。译者在译后记里已经点出了此书的三个独特价值，可谓一语中的。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充满吸引力的书，值得反复玩味。时下，国内“美术馆热”、“博物馆热”的浪潮之下，博物馆理论研究方面的书籍似乎跟不上硬件建设的不乏，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西方的美术馆、博物馆理论研究已经形成一个悠久而完善的机制，不论是身处大学的艺术史家，还是供职于博物馆、美术馆的专业人员，均参与到理论研究领域中来，而我们的研究仅处于起步状态，的确需要像《一个感动美国的故事——肯尼迪夫人与〈蒙娜·丽莎〉的相遇》这样的著作译介过来。与该书相较，译者丁宁教授此前所翻译的《博物馆怀疑论》可谓是一部专门的博物馆学理论著作。此书是丁宁教授在加州盖蒂艺术研究院访学期间的一次“奇遇”促成的结果，我们期待译者在研究之余将更多的博物馆、美术馆理论方面的书籍介绍给国内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