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还是回到画册上。人民美术出版社是美术图书出版业的老大，引进台湾“锦绣”的“大红袍”，最初是一个不错的品牌，几乎是以“个案”的形式展现近代美术大家的风貌，可谓一场阅读的饕餮盛宴，特别是还有一些算不上大家，但仍然值得让人们记住的前辈艺术家如汪慎生等，以如此规模的整理结集，方便研究者查阅，真是福泽后世的好事。虽然是品牌，但也有它的瑕疵，每一页的作品图片只有题目没有尺寸和创作时间，阅读一些有兴趣的作品，还得自己从后面的目录页把尺寸和时间一一抄写到作品页，才可供比较。瑕疵总归是瑕疵，但一个好品牌的没落并不是瑕疵导致的，而是后来从近代走向现代，甚至当代，入编画家把关不严鱼目混珠造成的。记得小学语文课就学到“外延”和“内涵”的关系，当一个梳理近现代中国画家的画册出版品牌，出现并没有太多历史价值的画家名单时，再出现“大红袍”之外的“小红袍”，还有疑似“大红袍”的“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钧瓷作品集”，以及画家以自费出版的方式套上与“大红袍”一模一样的假红袍，不免为一个品牌的流失而感到可惜！当然这只是从出版的角度谈论问题。站在画家的角度，假如是喜欢这个红色的装帧，或者参考一下也就罢了，但如果煞有介事地垒成一摞，其中有齐白石、黄宾虹、傅抱石、潘天寿、李可染、陆俨少等，再加上一本自己的“红袍”，拍成照片刊发在媒体的画家版面上，不知道是欺骗自己还是欺骗老百姓。我相信假如有人当面跟他说：“您与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不分上下，已经是一个档次的画家了”，他肯定以为是面对媒体的镜头，“大腕”似的谦虚一下是肯定的——“哪里哪里，还有点距离！”其实这个“有点”，谁都知道岂止十万八千里。由于利益的侵蚀，一个好品牌的流失或者被流失，岂止人美社的“大红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代就停刊的《美术丛刊》和被画廊买断一段时间因品质降低而淡出视线的《艺苑掇英》，已成遥远而美好的记忆。

　　年来翻读画家的出版物，我蛮喜欢北京画家武艺在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的《巴黎日记》、《大船》、《逗留》等，其文其图，从“基本表达欲望”开始，其实有所为继，目看心读，实在让人喜欢。为什么喜欢？说简单一点就是不俗，假如武艺也去印一本疑似“大红袍”，肯定是一件比较幽默的事。

　　面对日益失落的社会价值体系，出版社究竟是责任担当还是随波逐流，是一个不容易的选择。至少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三联等有所坚持，还有广西师大出版社这些年推出的人文类书籍，让人们相信我们所处的还不是最糟糕的年代。在市场经济的环境里，出版机构逐利无可厚非，而且是应该的，但面对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时，出版人在赢得利润的前提下，对社会的公共责任应有最基本的思考；画家是否又仅仅以商业宣传为目的而夸大其词，出本“大师”级的豪华装帧画册来自欺欺人罢了？

　　记得一位伟人说过这样意思的一句话：意志最坚定的革命者，没有被打垮在艰苦奋斗的革命道路上，而是在革命成功后被来自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打垮。画家在追求美、发现美的艰苦道路中没有被打垮，而是在小有名气后，面对并不正常的艺术品市场的阳光大道，温柔地迷失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