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之谦（1829-1884），浙江绍兴人。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伪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是清代杰出的书画篆刻家。他的篆刻取法秦汉金石文字，取精用宏，形成自己的风格，人称“赵派”。赵之谦用笔轻隽，未尽平直，且参以刻印之法写之，有风姿绰约而别有意趣，且行书中参入篆隶之意。赵之谦得力于造像而能明辨刀笔不受其骗，且能解散北碑用之行书，天分之高盖无其匹，他的篆隶有他独特的光芒。他的天分独厚，而又够加以发扬光大，所以产生出极富现代气息的作品。其篆隶作品用其锐利的笔锋所表现出来的美妙感觉，不得不令人拍案叫绝。他曾说：“生平因学篆始能隶，学隶始能为正书。”正书（北魏书）是赵之谦用力最勤、亦最得意者，篆隶则是其学习正书的基石。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实际上赵之谦的篆书、隶书亦已卓然成家为旷古奇才。从他的行书作品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种不同于传统行草书的刚毅不屈和雄浑奇崛。行草比较容易引起情绪的激动，但赵之谦却能将篆、隶、楷等书体的凝重融于这种飘逸洒脱的行草书之中，以北碑写行书，尤为特长，其中仍可窥见赵氏本人内在的情愫、精神。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是多方面的，可使真、草、隶、篆的笔法融为一体，相互补充，相映成趣。如果说同时代的书法大师何绍基的作品使他的线条产生生疏的颤抖，而使书法变得天趣盎然，那么赵之谦作品的圆熟老练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同样把书法锻造成鬼斧神工。同是取法颜书魏体，何绍基终形成“魏三颜七”，扬名天下；而赵之谦则正相反绩显于“魏七颜三”，也就是“颜底魏面”，同样成为当代的佼佼者。

　　今天展现在大家面前的这幅赵之谦隶书八言联作品“遗物致耀至诚专密，幼子承诏考妣延年”，著录于荣宝斋2003年出版的《赵之谦年谱》（此书为研究赵之谦作品的权威著作）。这幅作品原照被刊登在与《赵之谦年谱》配套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赵之谦书画编年图目》里，直接印证了该作品的真实性、可靠性。据不完全统计，在《赵之谦年谱》里有明确记载的书画作品中，绝大部分都被各博物馆及文物机构收藏，只有极个别散落民间，为民间收藏家所藏。而这幅作品的出现，无疑就更突显其非凡的收藏价值和弥足珍贵的真品地位。这幅作品创作的年代正是其艺术生涯中最为辉煌的阶段，也正是其行、草、隶、篆无一不精，北魏笔法写行书达到出神入化的阶段，实为赵之谦书法巅峰期的作品。

　　赵之谦书写的这副对联，摘录于中国非常古老的两篇名著，《乾凿度》，中国西汉末纬书《易纬》中的一篇；《仓颉篇》，秦李斯著。原是教育学童识字的字书，秦始皇帝统一文字时又成为小篆书体的样板，亦有古隶书版流传。由于赵之谦博学多才，尤喜古文奇字，其在书写中，多有使用奇古偏生之字习好，本联共书写了34个字，其中用了数个生涩怪僻难懂字，以致令人揣摩费解。正因如此，也使赵之谦一生3次入都，4次参加礼部试，皆名落孙山。就在赵之谦书写完成这幅《集古句·乾凿度·仓颉篇》的得意之作仅两个月，也就是同治四年三月，赵之谦在京参加了乙丑（1865）年的会试再用“乾凿度”，遭主试官以“经艺贪用纬书子史，致主司有不识之字三十余”（摘自《赵之谦年谱》142页）而不第。赵之谦在同年五月致胡培系（子继）长函云：“弟今年会试，以后场用乾凿度被斥。”以后又参加了1868年礼部试，结果亦相同；同治十年（1871），已经被荐于入取之列的赵之谦朱卷，因有的考官认为后场考卷用的奇字、古字较多，主张再作研究之后才决定是否录取。位高权重的谭廷襄一听浙江卷中有奇字，立刻独排众议：“浙江卷用奇字，非赵之谦而谁？弃之可也，奚研究为！”在科举路途上，赵之谦因鄙视八股文，好引用古文和奇字，受到某些考官的抑制，致功名不偶，抑郁潦倒。此副对联应时而生，除反映了赵之谦的博学多才多艺及他的精神生活层面的坚守，也成了赵之谦究其一生竭力入仕无途的真实原因写照，也为后人研究赵之谦的辉煌人生及书法艺术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本副对联使用的纸为清咸同间生产的名贵撒金蜡笺纸，纸表平滑有腊光泽，质地匀称，皮相撒有金箔以呈现纸张的华贵，为赵之谦稀用之纸，可见赵之谦对这件作品的重视。加之作品保存基本完好，纸表呈年久包浆，墨、印泥均符到代特征，且为清末民初广东著名金石家、收藏家胡曼（号汉庐）旧藏，流传有序，当属赵之谦存世难得之书法稀世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