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绍良先生是学术大家，也是收藏大家，而且是善于把收藏与研究结合起来的成果卓著的大家。

　　周先生的学术研究，徜徉于中国古典文学、佛学、古文献学、红学、敦煌学等渚多领域且颇有造诣。他勤于著述，出版专著2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独树一帜，影响甚大。先生亦以收藏闻名于世，他有着独特的收藏视角，多着眼于藏品的历史文化内涵，而未走一般正宗正统的古物、“古董”收藏的路子。周先生搜求的许多藏品，当时似乎并不怎么名贵，但到今天，亦为难得的珍品，使人不能不佩服其目光的敏锐。在学术研究上，周先生继承和发展了乾嘉学派的研究方法，注重考据，这就使他把收藏与做学问结合了起来，做到寓学于藏。丰富的收藏品往往成为他学术研究的对象，因了研究的深入又致力于进一步的收藏，学与藏相互促进，相得益彰。例如，《红楼梦》的各种版本的收藏与研究、古籍善本的收藏与研究、清墨的收藏与研究等等，俱成就斐然，为世称道

　　先生在清墨的收藏与研究上，别树一帜。笔墨纸砚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被称为文房四宝之一，其中墨更为中国所独有。它因文化交流的需要应运而生，在其发展过程中良工辈出，日趋精良，又因文人、官府除使用外，还参与古墨设汁、制造及收藏，出现了大量的精品墨，许多流传至今，成了极为珍贵的文物。周绍良先生谈到自己的藏墨时说过：“我过去对于墨的收集，是相当有兴趣的， 一则由于它不独具有实用价值，而且还具有艺术性，它体现了传统的木刻艺术，也体现了造型方面的艺术。如一些制墨家所制，不独在造型方面异彩纷呈，并且烟质细润，为书写者增加不少兴趣。其次是一些读书人甚或一些达官名宦，都各自有自用墨，颇具历史性。”可见先生收藏墨，是着眼于其艺术性与历史性：而收藏的重点，则是清代有干支纪年及具有名款之品。经过几十年的不懈努力，先生收藏了1000余笏、200多种纪年墨——其中大多是名人自用墨，其中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先生收藏的道光御墨填补了清墨研究、特别是御墨研究的空白。雍正年间制墨甚为稀少，藏墨大家寿石工只有一二块，张子高仅有一块，而先生藏有9块，不同年份者达八品，不同墨作者达六七家之多，当时的藏家无出其右。

　　周绍良先生不仅收藏墨，而且对墨进行认真的研究，挖掘积淀在墨品上的历史，如他所说：“每有所获，总喜欢为它作一点记录或考证。岁月既久，积稿颇多。”积累的结果，就有一系列墨学成果问世。主要有4部著作。其一是《清代名墨谈丛》。20世纪出版的《清代名墨谈丛》 （文物出版社，1982年） ，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正式出版的墨学著作，对于墨史有着相当重要的文献价值。其二是《蓄墨小言》（燕山出版社，1999年），收入《清代名墨谈丛》的全部内容，还有此书编选时因篇幅限制而未曾编入的内容。这是两部研究清代文人自用墨的著作。其三是《清墨淡丛》（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为中国制墨史和制墨人物史。其四是《曹素功制墨世家》（北京古籍出版社，2003年），曹素功墨铺是300年来最为著名的墨铺之一，此书勾画了曹氏绵延十三代的制墨史，为第一部研究、考证墨工世家历史的著作。此外，周先生还发表了一些有关墨学的重要论文。在墨学研究上，周先生筚路蓝缕，起了开拓性的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正如他在《清墨淡丛》序言中所说：“我相信这也许是墨学的一个小结，将来未必能再有人掌握这么多资料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兴起，周绍良先生面对横扫一切的局势，毅然将苦心搜藏的清墨及书画捐献故宫博物院，使这些文化遗产得以完整保存下来。周先生捐给故宫的清代名墨共计1000件，从康熙到宣统各朝都有，均为二、三级珍贵文物，其中尤以雍正年间制墨和道光御墨最为珍贵，为研究古墨发展史的重要实物资。其所捐书画，均为清代名入作品，法书17件，包括清代“四大家”中的刘墉、铁保以及曹寅、康熙帝玄烨等；绘画11件，包括“扬州八怪”中的汪士慎和乾隆帝皇六子永路等人的作品。1998年，周先生又捐献绿头签2件（现定为资料）。

　　故宫博物院藏墨多达5万多件，上起明宣德（1426－1435），下至民国，以清代墨品为主，分为宫廷御墨、文人订制墨、墨肆市售墨等类别，包括一大批明清著名制墨家的作品，琳琅满目，蔚为大观。故宫藏墨，主要来自明清宫廷的遗存，但这些著名收藏家的捐献，则使故宫收藏更加丰富，周绍良先生就是其中—位。周先生捐给故宫清墨，不只是丰富了故宫墨的收藏，而且弥补丁故宫收藏的缺项，使本来就十分丰富的故宫藏墨更成系列更为完整，对于墨的研究也更有意义。正如周先生当时给故宫博物院的信中所说：“这批墨，是一批重要的文物，全部是具有年款干支的，可以说，自从有收集清代纪元干支的，我这1000锭左右可以说集大成，而且也是您院所缺的一部分，合在一处，最可合适。”

　　周先生是我所尊敬的一位学者，一位长者，一位仁者。他除了把藏墨及书画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外，还把其他自己毕生收藏的文物捐献转让给国家图书馆及有的大学。通达的收藏态度，是他慈悲为怀、谦和仁厚的心田的体现。2005年8月21日，他溘然仙逝，享年88岁。因为多种原因，我与先生缘悭一面。8月25日上午的遗体告别会，我因公务而未能亲往，下午即到双旭花园先生家的灵堂致哀，向家属慰问。

　　2008年3月，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期间，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法师提出在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基础上建立中国佛教博物馆的方案，征询我的意见，我表示完全赞同，并作为一位联名者签了名。因为我知道，这个文物馆的首任馆长是周绍良先生。周先生凭着高深的佛学造诣及认真负责的精神，搜求了大量珍贵的佛教文物。而建立佛教博物馆，亦为先生的夙愿。

　　先生致力于墨学研究，同时也期盼后继有人。他说：“希望将来有入汇编一奉墨谱，或全面地就中国的墨写一本研究著作。”现在紫禁城出版社决定修订再版《清墨淡丛》与《蓄墨小言》，这既是对先生的纪念，让更多人了解他的贡献，同时也为墨学研究起推动的作用。在两著出版之际，先生的女公子周启瑜嘱我作序。先生学问如海，藐予后生，岂敢佛头著粪？但从故宫博物院与先生的缘分看，似又不容推辞，遂把我对先生的一点粗浅认识写出来，权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