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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评何时休

文/杨卫(北京)

  语言是社会变迁的传感器,一种写作风格,也往往能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历史上,就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种原本雄健的文风,经过几代之后,便衰微下来、一蹶不振了。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所谓“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的《观书有感》)等等,诸如此类的咏史与感怀,就都是为了回到当初的起点,重振旗鼓。其实,中国的艺术批评也是一样,从“文革”结束复兴一种新的文体,到现在不过短短30多年时间,却也经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过程。今天的不少艺术批评人,在做批评时不顾语言的修养与规范,也忘了探讨问题的初衷,而是肆意地辱骂对象,对其恶言相击,从而形成一种骂骂咧咧的“酷评”现象,说起来,还真有些世风日下之兆。

  对于我这一代人而言,大概都会对“文革”时期的大字报记忆犹新。那时有很多充满了火药味的词汇,如今读来,仍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所以,“文革”后拨乱反正,首先即是从语言的修复开始。从上世纪70年代末兴起的诗歌运动,到80年代初出现的美学热、文学热,实际上都是重新回到人追求本真的起点,以一股清新的文风,激发创新,唤醒人性的善与真诚。当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也是在那个时候应运而生的,为的是将艺术导入思想解放的轨迹,拷问人的灵魂,透析艺术的真假美恶丑。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艺术批评之争,如关于“自我表现”的争论,关于“形式美”的争论,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以及关于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的争论等等,尽管争论双方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但却并无过激之言,而多是以商榷为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即便是80年代中期,以李小山的檄文《中国画的穷途末路》为标志,掀起一股反传统的浪潮,也都是就事论事,绝无半点人身攻击,更没有越出学理的谩骂与粗口。可以说,正是这样一种意识平等的对话、商榷,乃至争论,彻底改变了“文革”的大批判话语,从而形成一种新的文风,不仅开启了80年代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也为中国的艺术批评奠定了学术性的基础。90年代以后,中国的艺术批评能够独立自省地发展起来,在促进艺术创作的同时,不断丰富自己的理论叙事,多半也是受益于此。

  然而,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自媒体成为一个新的传播与交流平台,放低了进入的门槛,使不少人找到了自由发表意见的机会。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借此发声,涌进了批评的队伍。本来,媒介的解放,带来言论自由与思想繁荣的局面,是件好事。可是,有些批评人为了吸引眼球,取悦粉丝,刻意使用一些毒辣的修辞,却使批评越来越任性妄为,肆无忌惮。我就看到过许多这样的艺术批评,不待商榷,语言狠毒,与某些前辈讨论问题时,也是指名道姓,满篇粗口,从而形成一种辱骂的文风,也就将正常的学术之争,重新拉回到了“文革”的斗争模式中。殊不知,这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就连“一个都不宽恕”的鲁迅,也曾说过“恐吓和谩骂绝不是战斗”(致《文学月报》编辑的一封信),可见这种辱骂的批评方式,对人对己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靠“骂派”出名,恰恰是对自己的消解。因为这种谩骂方式必须依附于他人,而如果别人只顾往前开路,根本不理会这样的污言秽语,谩骂就会变成九斤老太之怨,嚣张气焰最终也会随之消耗殆尽,从而反倒使自己陷入得冠即衰的宿命。

  (杨卫,策展人、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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