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

　　悖论怪圈

　　文/刘金祥

　　近年来经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学者别出心裁地对我国文化现状进行命名，其中“后……”语式便是他们所习惯的命名方式，如“后期时代”、“后乌托邦”、“后知识分子”等等。这些“后……”究竟意味着什么？“后……”之类的命名方式是随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传入而出现的，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降，后现代主义日益成为我国文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所创立的“后工业社会”、“后资本主义”、“后个人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概念，受到我国学界人士的青睐，给被陌生而强大的商业文化弄得目瞪口呆、惊慌失措的我国人文知识分子以鼓舞和启示。

　　与前些年人文学科的清冷与寂寞不同，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文科学界逐步有了自己的话语。如果说前者或可说是知识分子患了失语症，那么，命名现象则表明我国人文学者恢复了话语言说能力，终于有了强烈的表达欲望。但这是否表明我国人文学科真正由传统范式向现代范式转型了呢？笔者认为目前做出这样的估价可能为时尚早，因为这其中存在着诸多深刻的二律背反，上述文化学术命名者很难走出这种悖论的困境。

　　话语之争说到底是话语权之争。但这种对话权不是靠实施简单的“命名”策略就能够实现的，因为简单的命名并不是真正的文化学阐释，更不是建立一种平等对话、和谐发展的当代文化。我们知道，话语作为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而从事的沟通行为或活动，至少包括说话、受语人、文本、语境和沟通五个要素。显然，简单的命名并不完全拥有这五个要素，因而并非真正有效的话语。当务之急是既要公允地指出各自的片面性或合法性危机，又不抹杀其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而找到一种可以沟通对立双方的中介，这中介既是指一种新的理性，更是指一种新的规范。惟其如此，我们的理论才会出现伽达默尔在新阐释学中所说的那种视野：融解释者与被解释者的视野于一体。这或许是走出“失语症”与“话语权”悖论怪圈的唯一途径。

　　选自2015年10月12日《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