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发生什么，其实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历史学科的存在就是为了去还原和解释。而还原和解释又使得历史更加多元，修复了一些重要的资源。当然，开发一个资源的同时也开发了一种新视角、一种新的方法论，就有可能成为新思想的材料，这为当下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新的资源。同时，这种开发也创造了与其他人文学科对话的可能，其他学科也有还原和解释，多个学科就可以进行多元对话和交流。就像我在会上报告的关于《杏园雅集》的研究，就跨越了图像史、文献史、政治史甚至包括了诗歌文学史。要解释像“杏园雅集”这样的问题，并不是一个单一视角可以解读的，必须把多种视角整合起来才能做出还原和解释。多元学科的整合确实是目前美术史学界最新的研究方法，但对于具体如何整合实际上还存在分歧。我自身非常重视两件事，第一个是“有机关联”：后代对历史推理得出某种结论，但为什么这种结论一定是成立的，这个“一定”的推理就需要有机的关联；第二个是“同期文本”，目前在一般的研究中还是不太区分同期文本和后期文本。我们研究的引用都是20世纪以后的出版物，这些书的物质形态并不是当时历史的，而是现代的，是被整理过的。所以我特别强调某一个资料最早的年代是什么，强调它与事件的关联，将其还原到最原始的一个状态。这就好像在法院里打官司，我们为上世纪60年代的事件辩护，却用了21世纪的材料做证据，这是无法立证的。

　　本次会议主题是“全球化与后全球化”，“后”带有“批评、批判”的意思。“后全球化”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的一个反思，并不是说一个“新时期”的到来。“全球化”有多种模式，是“以欧美为中心的全球化”还是“多元化的全球化”，这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欧美所讲的“全球化”，是以它的文化为中心，它所理解的世界，先前解析的是欧洲，现在解析的是全球。这不是简单的“东方”与“西方”的差别，而是一种解释权利的扩张。所以现在我们所说的“后全球化”就是针对目前主流文化内部，有一个消解、批评和反思“全球化”的定义。

　　中国美术史的研究仍然还是在发展当中，要在国际领域有一定的地位，跟国际对话，获得学术尊严，在于使用了一套系统独特的方法论来支撑研究。用自己的方法论还是别人的方法论进行研究，这是有本质差别的。用了欧美的方法论进行中国美术史研究，实际上只是做了一个“中国举证”的工作，没有真正的“去欧美中心化”。

　　召集、开展全国高校美术史学年会，可以看到一些好的方法论，当然最核心的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年会学术制度”。年会当中可以听到最鲜活的研究成果，像期刊发表需要周期，而年会是最快捷的。西方一些学术发达的国家，也有年会制度，有主持人、评议员、陪审团自由提问。这样的一套机制对知识生产有好处，可以规模化地生产知识，像这两天的年会就有几十篇论文出炉。当然学术委员会的专家评议团会对论文质量把关，从投稿的论文中择优集结。我们建立的是一个民主的平台，只有学术，只有理想，学术至上，让学术有尊严。